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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巨头离最初的崇高目标渐行渐远，现在更多地关注股价并对其股东负责，变成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而非创新机器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在2010年“天价芦笋片”事件以后，媒体接连曝出其他一批药品价格过高问题。
然而，“药价虚高”多年之后，“药价虚低”也开始被提及。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瑞霖对《望东方周刊》说，“现在‘药价虚高’和‘药价虚低’同时存在。”
这并不是说“药价虚高”得到了遏制，而是药价出现更为复杂的扭曲，甚至危及用药安全。
根据我国政府药品定价机制，药品定价根据成本加利润进行定价。利润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上的，成本究竟是怎样水平？在国内外，药品成本都称得上一个暗箱问题。
企业质疑主管部门“没谱”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降价令”，从3月28日起，降低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达21%。
本次降价以抗感染类药和治疗心血管疾病药品为主，这两类药品销售额排在用药市场的前列。国家发改委预计，调价后每年可减轻消费者负担近100亿元。各大券商普遍认为，此次降价与预期相比仍属“温和”层级。
“主管部门究竟有没有谱？”多次降价引起了制药企业和行业组织的质疑，有业内人士就对本刊记者表示：发改委的成本调查难以获得真实数据，因为很难保证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医疗机构会向发改委提供真实的数据。
2010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天价芦笋片事件，正是因为湖南省物价部门“了解信息不够充分”而使得制定的零售指导价虚高。有调查表明，一些实行零差价的城市，多数社区医院诊所药品的零售价，仍高于社会零售药房和连锁药店。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对《望东方周刊》说：“价格制定部门以何种方式进行成本调查，能不能获得真实成本数据，究竟选择了哪些评审专家??这些问题都不清楚，难免让人产生疑问。”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了解药价的主要渠道有4个：物价部门上报的价格、重点省市的医院购进价、各地招标价，以及重点大型商业公司的交易价。
因此，有行业企业质疑发改委对药品成本并不掌握，定价很大程度上参考市场招标价等实际交易价格。他们一直有疑问：政府政策性定价与市场交易价特别是招标采购价究竟是什么关系？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处长宋大才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政府定价需要肩负一定的责任，既要考虑到产业健康发展，又要考虑到药品费用的社会可承受度。
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牵头负责对药品的成本和价格等情况进行调查。”
一直以来，行业企业都将药价与企业创新能力相关联，“药价虚低”自然会影响创新。但在“药价虚高”广受老百姓诟病的这些年，我国制药行业大部分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1%，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也很少超过年销售收入的5%，国际上一些企业的这一比例通常在15%至20%之间。
关于成本的真实和谎言
国内约97%的化学药是仿制药，因此理论上说企业的真实成本相对较为容易掌握，更加复杂的是有着专利药的外资制药企业。
一个在国内外制药业广为流传的数据是，一个真正的新药通常要用8～12年的时间，在5000～10000个化合物中才能最终筛选出一个有效的专利药，总花费约在8亿～10亿美元。
这几个数据在业内广为流行，即便我国大多数从没有研发出严格意义上专利化学药的企业也都以此为论据。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工作了20年、1997年被《时代》杂志提名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的玛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博士，在本世纪初写成《制药业的真相》一书尝试撕开全球药价黑箱。
在书中，玛西娅·安吉尔近乎石破天惊地揭示了“制药业的真相”，比如多数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所谓的8.02亿美元成本(十几年前的说法，现在都认为需要10亿美元左右)是个“虚构的数字”，这个数字最初是在2001年11月30日费城的媒体见面会上，出自一群受制药公司资助的经济学家之口，该研究的原始数据也都由这些公司提供；绝大多数的“新药”根本就不新，大多情况下只不过是制药公司在对旧药的“模仿性创新”。
玛西娅·安吉尔认为，制药业巨头离最初的崇高目标渐行渐远，现在更多地关注股价并对其股东负责，变成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而非创新机器。
大量的投资不是用于生产更多的创新药品和降低价格，而是进行公关、游说政府减少价格管制，以及钻法律空子延长专利期。
经典老药“降价死”真相
这些廉价的经典老药已经或将要被价高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披马甲药品”所取代，老百姓和政府财政被迫为高价药埋单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社会上关于药品‘降价死’的说法不成立。”3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副处长朱德政对《望东方周刊》说，“很少或几乎没有是由于我们定价比成本还低的情况。”
这是国家发改委首次公开否定业内外延续多年的药品“降价死”说法。朱德政的论据是中国价格协会和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对2002年～2007年社会反馈药品政策性降价之后出现280多个短缺药品进行的调查。
“降价死”经得起推敲吗？国家发改委多批次降价，公众却感受到药品“降价”沦为“空降”，这是不是一种幻象？
国家发改委委托调查的突破与遗憾
本刊记者最终检索到介绍该项调研较详细内情的论文——《我国短缺药品现状调查分析》，发布在2010年第9期《中国药房》杂志上，作者是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和中国价格协会副秘书长赵振东。
史录文向《望东方周刊》证实，这篇论文正是在国家发改委委托调研项目基础上完成的，“这项调研的确是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为解决我国短缺药品问题提供参考。”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短缺药品价格调查”，通过检索41家媒体的报道和对114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问卷调研，共计得到284种短缺药品。
经过对国内3家大型药品流通企业实地调查之后，调查组发现“284种短缺药品中，只有40种是3家流通企业均未经销的品种，占总品种数的14%。”
史录文说：“经过对这些短缺药品逐个再分析之后，发现真正短缺的只有20多种。”
调查最终的主要结论将药品短缺与政策性降价画清了界限：40种供应不足的药品与我国的药品价格没有直接联系，我国短缺药品的生产供应基本正常。
不过，调查对象是“短缺药品”，这与公众所称“降价死”经典药品本意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廉价经典老药被各种“变脸药”取代，同一化学通用名的高价药仍然有很多，这种情况是否属于“短缺”？
“在最开始调研的时候，我就感到犯难——‘何为廉价？’并没有科学的界定，‘降价死’‘廉价药’等表述都是老百姓的主观体验，并不是严谨的药学研究范畴的用语。
后来我们就转而定位研究‘短缺药品’。”史录文说，“短缺包含很多种情况，比如由于突发自然灾害导致药品不够用，也是一种短缺。”
史录文强调，调研是基于2002年——2007年这个特定时间段的，其他年份的情况则不好评价。
究竟有没有经典老药“降价死”？
2005年11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一位白血病患儿曾急寻救命药“环磷酰胺”；2006年10月，上海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两次被下达病危通知的患儿不得不等待着一种救命药—— 经典特效药复方磺胺甲唑注射针剂。
2007年4月，《湖北日报》的记者在武汉遍寻14种经典老药，其中80%不见踪影。一位老人花费十多天，辗转大武汉遍寻呋喃妥因肠溶片，最终也是失望而归??
类似的故事也在广东、浙江、北京等多个省市普遍出现过。原因几乎都是指向：降价之后价格低所致。
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经典老药短缺是一种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救命药—— 新斯的明针。媒体报道曾有病人家属跪求医生给孩子用这个救命药，但由于药品短缺医生无能为力。
各地媒体上报道过的在当地找不到的药品名单包括更生霉素、青霉素、四环素、三黄片、去痛片、扑尔敏、黄连素、胃舒平、西地兰、香莲丸、长春新碱、索密痛、食母生、红霉素软膏、山楂丸、颠茄片、络贝林、痱子水、滴鼻净、宝塔糖、保济丸、扑热息痛、人丹、开塞露、妇科十味片、安乃近片、元胡止痛片、甲紫溶液、猴头菌片、麻杏止咳片、土霉素、氨茶碱、病毒灵、舒喘灵、舒筋活血片、大活络丸、八珍益母丸、复方利血平片、七厘散、人参健脾丸、氯霉素滴眼液、人工牛黄甲硝唑、呋喃妥因肠溶片、金霉素眼药膏、诺氟沙星胶囊、速效伤风胶囊、乙酰螺旋霉素、利巴韦林滴眼液、炉甘石洗剂、硫软膏、止咳糖浆、绿药膏、复方甘草口服液、川贝枇杷糖浆、罗布麻片??
尽管上述有些经典老药并不是真的“死掉”了，在部分城市药店的柜台角落里可能有售，但在市民看来这与“死掉”其实无异，这些廉价的经典老药已经或将要被价高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披马甲药品”所取代。
“经典老药之死”不全是降价所致
在一些80后年轻人的记忆里，也许存在着被戏称“打屁股针”经常要用到的青霉素，但是临床上青霉素几乎已被连番“升级”、价格上涨数十倍的其他抗生素取代。
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在2006年、2007年前曾经展开过对经典老药的挽救举措，但效果较有限。比如，2007年2月，国家药监局“从自愿申报生产廉价药的数十家药企中”选出了10家“佼佼者”，还签订了承诺书。时隔半年之后《经济参考报》调查发现，其中只有4家投产了少数几种廉价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日图曾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调查后发现，大医院“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一些药品零售企业曾推出“廉价老药专柜专区”，最终却都难以为继。
很多药学专家强调，要辩证看待廉价老药。比如，有些老药由于副作用大需要升级换代，退市也是迟早事，但一些被证明是经典的老药从市场消失并非因为“实力不济”。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它们逐渐消失？
一些所谓“升级换代”药品使价廉经典老药淡出人们视线，老百姓和财政被迫为堪称“药品中的奢侈品”的高价药埋单。
当然，廉价经典老药的消失也跟公众不良用药习惯有关，也与卫生职能部门对合理用药知识监管、科普不够有关。
2009年8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台之初，本刊采访的多位权威专家对基本药物推动合理用药寄予期望，但至今社会合理用药水平仍未见明显提高。
分析最为通俗也最为透彻的也许是卫生部原党委书记、部长高强的感叹：“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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