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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危机以来,尤其是总理视察温州之后,温州市政府各种拯救市场的方案相继出台,每一个方案都打着拯救实业的旗号,每一次方案出台,公众都认为资金链紧张的中小企业应该得救。
然而两个月即将过去,《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管是银行,还是担保公司、小额信贷公司,都未实现资金与实业的有效对接。资金仍难到达嗷嗷待哺的实业。
在银行资金难以有效到达之时,由于年关将至,资金需求增加及信用风险日益加剧,原本一直在温州盛行的企业和个人间自有拆借也几乎停止。温州民间信用危机加剧,实业困境进一步升级。
一线调查
资金来源有限,银行贷款难以到达,担保及小额信贷公司“阻截”
资金流向实业仍差最后一公里
“说是拯救小微企业、金融业开闭门会议之类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举措,我也没有看到哪一家银行有具体的行动,就是找几个有代表性的人出来做做样子罢了。”一位汽配行业的老板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对于大多数温州企业来说,从银行贷款依然只是一个传说。
由温州高利贷而引发跑路潮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银行不抽贷,不压贷,保障企业正常运营。
上述老板认为,虽然政府出台了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但是目前银行对风险把握依然非常谨慎,即便是放贷,也只是短暂地针对“自己认可”的少数企业来做,大多是短暂的、小范围的行为,并没有普及到大多数企业。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温州调查采访发现,尽管各种促进放贷政策并进,但银行没有实质性举措,小额信贷和担保公司一起捂紧钱袋,资金仍没有进入坚守实业的中小企业。
跑路“回潮”与资金紧张
在温州本地论坛上,最近仍然陆续爆出企业主跑路的消息,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如今跑路的老板不但涉及金额更大,而且大都曾经跑过。
在“十一”前后的“跑路潮”中,温商池万明曾出走罗马尼亚,10月8日被温州瑞安政府劝回;不料十几天之后,又找不到池万明了。据报道,池所欠民间债务,仅登记备案的就有25亿元,“每月的利息大概都要1亿元”。池的再次失踪,令其债权人陷入跨境跨省追债的惶恐中。
这样的状况让温州市场更加不稳定。“温州现在餐饮、娱乐业非常萧条,KTV有50%都订不出去,所有的商业经营活动都是现金结账,不能赊账。”一位温州老板说,“现金为王,整个温州萧条而冷清。”
就在数天前,温州21世纪不动产公司员工集体讨薪,欠债的老板被围困,难以脱身,不得已求助于政府。据当地另一家地产中介公司老板张先生透露,21世纪不动产资金链出现问题已经有三个月之久,一直在遮掩弥盖,但因为投资战线拉的太长,终于盖不住才爆发出来了。
“除了房产之外,这个老板还投资游轮等产业,就在游轮这项投资上,其中某个股东的资金出了问题,连带着他也出现了资金窟窿,最后导致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一位中介张老板说。
另一家王姓老板也证实了张老板的说法,他认为游轮不是单方面的原因,因为资金散出去太多,一下子收不回来,“恰巧又碰在这个时间点上,所有人都捂着钱袋,没钱发工资,眼看员工要回乡过年,只能讨薪或是暴力讨债。”
资金紧张的企业老板,基本上没有借钱的门路。从房地产套现也不可能,别说是二手房,即便是新房,温州目前的成交量也极为低迷。近一段时间,温州几个大型楼盘同时开盘,优惠力度前所未有:9折、送豪车、送装修、送车位等等。“但成交量并不是很高。”房产中介胡女士说。
据一位房产中介负责人介绍,目前温州的房价已经跌回到了2009年中旬的水平,市中心每平方米2万元左右。而在六七月之前,每平方米已经爆炒至4万多元。
银行贷款难到达
温州银行业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就目前而言,银行贷款并没有下达到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手中,温州各银行主要支持的对象仍然为国家导向型企业和运营正常的企业。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仍然很紧张,各个金融机构公布增加的一些贷款,实际上大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根本享受不到,也没办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这个途径实际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监管部门对于危机后给各银行的授信额度有严格的流向监管。每家银行必须对资金流向进行报备,明确对那些做实业的企业进行贷款。”一位温州银行业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但是无论是商业银行抑或国有银行,都只对自身的额度进行负责。银行本身的企业性质无法改变,我们银行要扶持的是对其有了解的企业,我们的资本金是从储户处得来,银行要对储户负责,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商业原则进行贷款发放。”
也就是说,银行在危机过程中,虽然应政府要求出资救市,但是无法改变其自身的企业运作。从另一角度来看,央行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使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央行8月份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如此一来,无论是大型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其可动用的贷款资金额度大大降低。
但是从银行层面而言,贷款额度并没有减少,减少的是贷款额度的增幅。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向记者分析了这一情况,假设每年银行的贷款额度增加量为200亿元,也使得企业主对于未来银行贷款额度增量的预期设置为200亿元,然而,银行并没有按照企业主们预期的那样增加200亿元贷款额度,而只增加了10亿元。
温州创立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在温州发展十几年的高科技企业,对资金的感受更加明显。“我们企业目前从建行和温州银行获得贷款,从温州银行的贷款以知识产权质押的方式进行。往年并不需要担保公司的参与,但今年建设银行则是引进了担保公司。这些贷款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是高科技企业,相对来说容易获得贷款。但是我们的压力也增加了。”创立电子负责人刘淼(化名)对记者说道,“尽管这样,银行的贷款往往是短期。”
针对银行及担保、小额信贷公司无实质性动作的行为,温州市银监局表示,金融改革由温州市金融办牵头,银监局没有参与;而金融办则表示改革方案出台不久,改革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市政府宣传部门表示,金融市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有相关管理部门也就是银监局、金融办负责。
小额信贷和担保公司“阻截”
既然银行贷款难以直接下达到中小实业企业,那么部分因规避风险和提高收益而进入到小额信贷和担保公司的资金是否可以顺畅地输送给中小企业呢?
此次温州危机爆发后,温州市政府又将促进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稳健发展的实施意见提上议程,显然是希望小额信贷公司在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早在2008年7月,温州市政府就已经下发过《关于促进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稳健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江省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发展小额信贷公司的省份。
温州信用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胡天炎介绍,温州的担保公司在2003年初仅为六七家,到2007年就已经发展到260家。后经过工信部等七部委规定的硬性条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担保额不低于本身注册资金的一倍以上。审查后,2011年,融资性担保公司为48家。这仅仅是登记注册的数目。
据了解,自2001年温州出现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到2006年,温州共有担保公司28家,其中20家是2005年一年内新成立的,而之后温州市内陆续成立的上千家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都依靠民间融资来生存,这些中介无疑进一步推高了企业民间融资的利息和成本。
但现实的情况是,资金十分紧张的中小企业并没有从这些小额信贷公司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日前,有亲戚向小额信贷公司老板方先生借钱,方先生推脱钱被别人收回去了,手头也紧张。“说实话,有钱,但是不能借出去。基本上所有的小额信贷公司都把资金抓得很紧,对个人来讲,即便是亲戚朋友来借钱,也不敢借给他。”
所有人都用现金,“越是这样人们越不敢贸然动用资金,有钱也不拿出来使用,变成恶性循环。”一位温州商人说,这使得整个温州资金转不动,流动性非常差。
目前,在银行资产抵押贷款利息是1分2,民间贷款是三四分左右,如果能从银行贷款出来,再转贷给其他人,还能以利息养利息赚钱。
但在方先生看来,这个时候参与借贷比较危险,除非借款人能证明借钱的用途,否则,“10个贷款人有9个是准备跑路的。此时借钱出去,无疑是把钱砸进无底洞,比较危险。基本上大家都收紧口袋了,熬着,等政府救。”
除了难以把控风险,受制于银行也是小额信贷和担保公司难以把足够的资金输送到中小企业手中的重要原因。从担保公司与银行的来往来看,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银行给中小企业的基准利率上浮为60%,在危机之后才明文规定降为30%。而众多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也大都将保证金存于银行,银行则依据保证金数目将贷款额度提高五倍。
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两类公司注册资本有限,能够提供给企业的资金也有限。作为官方金融机构的补充,他们只能缓解一时危机。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有效地使这些民间借贷合法化、系统化。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为金融办,担保公司的主管部门为工商局及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可见,在监管方面,他们完全看做是公司机制,并没有纳入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注册的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可以受到监管,但是在民间存在的更多的是大量非法的民间借贷机构,虽然实质上与担保公司没有区别,但是却可以用其他名义进行民间借贷的交易。”一位业内人士对于温州的担保行业不无担心。
信用危机加重
尽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救援,但多数温州人还是对政府出手相救持乐观态度。
“就像接力棒,现在所有人不传棒了,等着国家来救。如果国家不支持,还会死掉一大批。”温州一汽配行业投资人说,“温州是改革开放的范本,如果不救,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企会一下子毁掉,所以应该会救、必然会救。”
而且,该投资人认为,温州遍地民企,一旦这些民企得不到救援和支持,会直接导致银行暴露出大量的呆账坏账,“不救的话,银行之前借出去的钱怎么收回来?”他认为,银行二度放开信贷口子,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大概明年会有实质性的动作出来吧。”该鞋业老板称,“我们朋友之间开玩笑,说等过完年,该跳楼的跳楼,该跑路的跑路,这些都清理掉了,能活下来的人,就能拿到钱了。所以,现在都捂着口袋,不借钱、不炫富,等着实质性的救援政策出来。”
小额信贷公司老板方先生说,与资金短缺相比,温州经济环境中的这种绑架政府和消极等待的思想更为可怕。在这样的思潮指导下,温州本来活跃的资金相互拆借也几乎停滞。现在温州大街上的豪车明显比前几个月少了很多。原因有二:一是缺钱的人将八九十万元的车拿去拍卖了;二是怕亲戚朋友来借钱,所以不敢炫富,宁愿把卡宴、保时捷停在车库里,对外宣称没钱。
信用系统的危机更为严重。原本的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都可以成为获得资金的方式,但当下,企业之间的信用体系也受到极大影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再强调:“信用危机比金融危机以及中小企业生产危机还要严重,整个社会信用失去了,这就太可怕了。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不相信企业,银行贷款即使到期了也不敢还,还了就贷不出来了,企业马上就得死。”
不可否认的是,在温州民间融资危机爆发之前,温州的民间金融生态环境一直被业内称赞,浙江省科技厅的一位官员就曾向记者表示,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浙江省内民间借贷的坏账率一直很低,普遍只有一个点。
只用签字笔打个白条,没有任何抵押,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就从一个温州人那里借到了7000万元,周德文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一纸白条就能借到7000万元现金,温州民间借贷的信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011年年初央行实施的严厉银根紧缩政策,使得温州的民营企业民间融资需求剧增。据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统计,2010年全年温州民间融资需求总共才800亿元,但到了今年民间融资需求暴增到1200亿元。
需求突然巨增也造成了利息的高涨,“但温州不缺钱,满足这些企业资金的需求应该是可以的。”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汪炜认为,如果没有从2008年之后温州掀起的投机风潮,这轮民间融资的危机不会爆发。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浙江只有少数企业因为没业务可做而关门倒闭,没有出现今年这种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杭生表示。
各地到温州的取经内容也变了。11月21日,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府的一行考察团来到温州,周德文接待了他们。对于周德文来说,现在一个月至少要接待十多个来自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银行或专家的考察团。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金融考察团并不是第一次来温州,据周德文介绍,在危机爆发之前,鄂尔多斯政府曾多次派人到过温州,目的是希望了解温州的金融模式,学习温州做实业的经验,而危机爆发之后,考察团的学习内容就变成了怎么防范风险,吸收温州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