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背离”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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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解 “背离”难题，亟待政策创新“破局”
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及主要矛盾看，寄希望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经济增速让位于经济结构调整，并给未来增长留下空间已成必然。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增速下一个台阶，关键是要质量上一个台阶，这需要我们寻找增长动力转换的“平衡艺术”，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一）解决“黄金平衡点”问题，应尽量少用总量性政策，而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
结构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包括：一是根据外汇占款的波动变化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通过提高再贴现、再贷款、SLF、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频率；二是应以减轻宏观税负，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多储备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加大完善产业技术供给体系，增强产业共性技术、重点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制定系统的支持政策；四是从构架国家价值链的角度，更加注重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协调等等。
（二）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应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模式，促进产融结合，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中国须长期恪守“实业立国”战略，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一是发展“小微金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中国也应针对小微企业特点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体系。
二是发展“科技金融”。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更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针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在引导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协调运用、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优化配套措施。
三是发展“供应链金融”。加快产业组织创新，强化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合作，重点发展类似于日韩德等国家那样的“供应链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创新，围绕着供应链管理，建立能够集提供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资金服务为一体的供应链第三方综合物流金融中介公司，降低全供应链的运作成本，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解决中长期产能过剩，“中国基建”“走出去”带动“中国制造”同步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产能过剩”和“闲置产能”难以在短期内缓解，亟待推进 “中国基建”走出去，打造“中国品牌”。当前，亚非拉美欧都面临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仅以亚洲为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测算，2010-2020年，32个亚开行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资8000亿美元，被视为又一个亚洲“投资金矿”，因此，利用丰裕的外储或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创建开发性金融平台，将是“多赢之举”。
此外，鼓励“中国基建”大规模“走出去”，传统投融资来源和运营模式也亟待改变。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经验，依托民间资本，建立股权多元化、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公司，构建基础设施投资、运营、资金偿还良性循环的运营机制，并把基建与国际大通道建设、中国全球自贸区战略与结构转型结合起来，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和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联动实现 “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的同步升级。（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