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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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这一思想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具有的一些党性“风格”。恩格斯在一些讨论党的建设的书信中，针对某些社会主义者身上存在的“阿谀奉承作风”、“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风气进行批评，表示要同“市俗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提出共产党人的行为应当“光明正大”，党要善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恩格斯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党执政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也多次使用“作风”一词，批评一些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斯大林1924年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的命题，这就是：“俄国人的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相结合”。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于在特殊国情中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还不成熟。后来在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启发下，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共二大初步确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由于反封建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陈独秀开始推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结果造成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大量屠杀。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大失败。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此以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党内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占据上风，在军事采取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果被强势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白区革命斗争的失败，遵义会议之后才发生转折。
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党的正确领导是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例如，大革命前，恽代英看到陶行知搞乡村工作，就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在湖南做了大量农村调查，先后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文章。其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秋收起义和红色根据地的开辟，就是这种正确路线的现实化。
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乱。毛泽东批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都是形式主义，指出其来源是唯心主义，与注重实际效果的“需要主义”形成鲜明对照。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主持和审定写成《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中以题为“红军与群众”的专节，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且强调，“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在同一篇文献中，《决议》还号召要正确运用党内批评这个“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机关对红军的批评”，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革命的胜利。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针对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指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批评那种认为六大的“本本”能保障永久胜利的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相对应，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并注重调查和研究。
把作风建设专门相对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和探索，是从陕北时期开始。1936年7月15日，刘少奇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中首次提到“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概念。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 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 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 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937年9月，毛泽东写下了第一篇专门论及党的作风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1938年9月29日—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为党的作风的根本转变做了组织准备。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这就鲜明提出了党的作风即党风的概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七大报告中集中进行了阐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亏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我们党提供了作风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