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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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中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的复兴和民族的反省相伴随、共促进，中华文化改革创新的勃勃生机蔚然焕发。大体说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对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之不足三个阶段的民族反省。梁启超是从制度到文化反省阶段上立于潮头的文化人物，同时，也是躬身实践维新变法的政界领袖。阅读品味他的作品，总有一种气势恢宏而思想深沉的感觉。
只有进行文化改革创新，从根本上塑造国人新型理想人格，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这是维新变法后的梁启超深刻觉察到的一项沉重而又必须担当的任务。他认为，旧文化使得国民缺乏公德，终至政治萧索、国运衰弊，故而，“务来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揭纛中国近代新民新道德建设。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起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止，梁启超此间撰发20篇论文，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新道德建设。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将这20篇论文集结出版，名为《新民说》。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将之再版。《新民说》旗帜鲜明地推崇道德建设，特别厘清了公德与私德区分，助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转型，今天读来仍令人产生不少反思和启发。
在道德体系中，公德是人们为群体利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私德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以及个人处理自我利益的规范，比如潜规则意识。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私德最盛、公德最缺。公德是群体为善，“人人相善其群”；私德则是个人为善，“人人独善其身”。中国古人强调私德，而公德却极少有人问津。古人所教的道德，私德居十之有九。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揭示是深刻的。历史地看，在古代小农社会中，公共领域很不发达、很不完善，往往只是私域的推延甚至合一，私德盛大而公德薄弱，似是情有可原。但是，到了近代，“人的依赖性”社会解体，向“物的依赖性”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私域与公域有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私人领域属于独立个人，公共领域需要公权治理。在这样的新型社会中，独善其身的私德对于公共领域只是间接的、被动的规范。没有公德的积极主动建设，社会道德就不可能整体发展，国民群体素养和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全面提高。相映之下，中国古代偏重私德建设的政治文化显现出明显缺陷和不足。
1902年3月10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公德》，指出时下我中国所以日见衰落的原因，就是因为束身寡过的好人太多，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把那些有负于群的人视为乌有，人口虽然多，却不能成为群体的利益，反而成为群体的负累，国运自然日渐窘迫！既然国民中无人视国事如自己的事，都是因为公德的大义没有昌明的缘故。如此鞭辟入里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切中传统政治文化和国民性的病灶。
公德与私德，它们对于新型社会的不同作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关键看能否“利群”。“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如何建设公德？梁启超提出，首先必须培养国民私德；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私德推之成为公德，就是建立孟子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已及人”的修养模式。梁启超在《论私德》中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梁启超在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德建设的时代任务，可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又提出了完成了这样任务的具体途径是弘扬重视私德修养的传统，可谓“淬厉其所固有而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