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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制度环境
关于人的本性问题，历来存在较大争议。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也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笔者认为，讨论人的本性善恶毫无意义，因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本性（即使有也）关系不是很大，而能对人的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是其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好人在坏的环境中可以变成坏人，而坏人在好的环境中也可以变成好人”。因此，构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一手抓德育建设，一手抓法制宣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加大处罚力度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包括厂商和监管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其在做出行为选择之前必然会有一个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当一项行为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的时候，该行为就会被实施，且两者的差距越大，则行为被实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在不同利润水平的各种表现的经典论述，可谓是对成本收益最精彩的阐释。
目前，我国食品行业的利润不可谓不高，许多不法商贩为了尽快发家致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丰厚的利润比，对违法犯罪的处罚则相对较轻，制假售假者一般只需交若干罚款即可，而监管者则几乎不会受到惩罚。今后，我们必须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要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轻者倾家荡产、丢官失权，重者丢了卿卿性命。
四、提至政治高度
新制度主义认为，理性人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官员也不例外，一方面他们希望努力做出一定的业绩以求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保证任内尽量不出任何问题以免丢掉头上乌纱。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不论什么事情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性质就完全不同，其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就会空前提高，政府官员就会对此高度重视。大陆出口到香港、澳门的食品合格率分别高达99.97%和100%，就是因为保障港澳食品安全供应一直被当做政治任务来抓。
因此，今后我们必须同样把内地食品安全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由各地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并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从而让内地居民能够同样享受国民待遇，避免食品安全“一国两制”现象的出现。
五、理顺机制体制
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部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分段立法，条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较窄，难免留下执法空白和隐患。从实践来看，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仍然存在多头管理、以罚养人、“坐办公室抽查样品”等各种各样的机制体制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首先尽快完善、对接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力度。其次，要整合农业、质监、工商、药监、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监管资源，成立一个专职的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督局。最后，为了避免“以罚养人”情况的发生，我们还应努力确保相关人员的财政经费，切实解决其后顾之忧。
六、严格国内标准
食品安全的标准偏低，而且存在“内外有别”的现象。一方面，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高达99.8％，而内销食品却只有90％左右合格。另一方面，许多在国外“不合格”的食品如雀巢婴儿食品等，却能冠冕堂皇地进入我国市场。
我国的标准化法早在1989年就开始实施，目前形势早已发生巨变，但有些标准直到现在仍未与时俱进，还在长期“原地踏步”。与日新月异的造假技术相比，某些领域的标准明显滞后。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国内食品安全标准，并尽可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等发达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已达80%，而日本标准的国际化率更是在9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也仅为60%。（武锋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