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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欢迎中国投资”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中国对美投资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一直以来，“中美经济不平衡”，反映在经常账户上，就是美国巨额赤字与中国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与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对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
因此，扭转这种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变中国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债权投资为股权投资，也就是权益投资。对美国权益投资中占据榜首的是英国，达到3240亿美元，加拿大和日本分别为2980亿和224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权益投资只有1265亿美元，只占中国美国债权投资的1.12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悬殊十分巨大。
根据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382美元，特别是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及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变，中国正处于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发展临界点。中国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加大外汇储备资产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以及新兴产业方面的股权投入，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战略对话前夕美国智库积极倡议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对美投资，认为这可以带来诸如创造就业岗位、消费者福利甚至帮助美国实现基础设施更新等的利益。这份由亚洲协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合作推出的名为《敞开门户、充分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报告称，过去五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约25倍。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事实证明，美国依旧是狭隘的利益主义思想对中国投资有选择的开放，中国依然遭受种种干扰，稍微带点知识含量或是认为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所谓“威胁”的，即被否决。最近几年，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华为等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美国认为的资源战略领域。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倾销以及知识产权诉讼也越来越多。美国设置的“不透明”的投资壁垒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强大逆流。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希望美国经济债务依赖型转向 “实业再造”，无论是技术创新、新能源的开发、新产业的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规模投资，这不仅根本解决美国“无就业型增长”的结构性难题，也将对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发挥重大的促动作用，因此美国唯有改变“只希望投资美国债务，而不希望投资美国公司”的想法和做法，才可能真正吸引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投资，真正促成“中国投资、双方受益”的共赢格局。（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