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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灾后重建所产生的投资需求会促进GDP的增长,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凯恩斯的“破窗理论”又被用于预测日本灾后的经济发展,破窗理论的所谓“灾难创造财富”的思想的确影响深远。
目前有许多人把此次日本灾后经济前景与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的情形相比,认为日本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灾后重建的需求拉动,并由此推断这次灾后大规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经济出现“V型”复苏。然而情形是不是如此,我们还需要分析其大背景,全球经济产业格局的迥异很可能让这次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从战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并为高速增长奠定基础,其机理非简单地重建可以概括,除了自身的经济基础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充裕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使日本经济命运有了奇迹般的转机,这其中有三大最重要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是二战初期,美国在全球推行“马歇尔计划”,日本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的重点扶持对象,美国对日本实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救援物资达23亿美元,特别是后来美国在亚洲的几次战争,日本成为为其提供战略军事补给的“大后方”,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物资采购,从而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打开了大门。
二是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自立”的战略指引下,大规模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工业体系建设,包括制订钢铁、煤炭、造船、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合理化计划,把私人投资的40%吸引到这些行业,加快改造旧设备的步伐;设立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对重点行业的设备投资和进出口提供长期低利贷款,并直接对铁路、港湾、电力等部门进行财政投资,支持基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修订税制,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等等,形成了日本的一次大规模资本积累。
三是日本选择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实现赶超,并利用国际经济“三低”(汇率低、油价低、工业原材料价格低)的有利条件,构筑了“日本制造”的强大基础,1968年GDP超过原西德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再来对比一下1995年阪神大地震。阪神处于日本的重要工业带,那里集聚着日本重要的临港工业,阪神地震对于日本制造业和交通运输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估算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占当时日本GDP的2.5%。尽管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在强劲的重建需求推动下,地震发生当季实际GDP环比增长1.2%,而且此后一季度环比增长率加速至5.1%。阪神能迅速从灾害中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90%左右,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对GDP之比为5.4%,政府财力仍然充裕,足以让日本政府花费20万亿日元用于实施创新复兴计划。
此次“3.11”日本大地震所处的东海岸地区,尽管经济规模仅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但集中了日本大量钢铁业、石化业、制造业、核电工业等日本重点产业和支柱行业,被称为“京滨工业地带”,地震导致的企业停产倒逼,运输障碍以及能源短期供应中断将会对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日本能否像前两次灾难后一样,制造业强劲复苏,经济迅速反弹呢?情况恐怕不一样了,全球产业和经济格局的改变让日本所处的大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重建的财力看,无论是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是国债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国家,财政与债务已经岌岌可危,政府没有充足的财力用于规模重建,与此同时,全球正处于脆弱的危机修复期,总需求低迷,同样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美国、欧洲经济体很难拿出资金来支持日本。再次,日本部分制造业恢复也可能遇到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制造大国以及德国老牌制造大国的竞争。一方面,中国、印度等国正在迅速崛起,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崛起已经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业版图。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制造部分也会遭到来自于德国制造的挑战。
这次地震将对日本乃至全球的产业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变化。近两日,日本核泄漏导致核危机蔓延,其对日本的打击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这场大灾难恐怕会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