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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 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我国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我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的减弱,出口的每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贸易附加价值却在下降。
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是靠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带来的，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现实。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贸易分配中处于失衡状态，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今天的60%。
然而这种失衡的也状态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而在汇率争端和贸易围剿中，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制造转型提供三大契机：一是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问题，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供机会；二是有利于把重心转移到推进制造业升级上和技术升级上，避免中国经济锁定在低附加值、简单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人民币升值契机将贸易优势转换为资本优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上，除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冲销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产生的国际收支效应，人民币升值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
当年日本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后，也加快了日本“贸易立国”战略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2005年4月日本内阁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通过了《21世纪展望》，首次提出“投资立国”理念，强调日本要充分运用特有的经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展全球性的投资活动，真正走向“投资立国”。2006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通商白皮书》，提出要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进一步开展全球性投资活动的基础上，以提高对外资产收益率为中心，改善国际投资的结构和质量，到2030年力图把所得收支盈余对GDP的比率提高一倍。为此，日本积极消除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障碍，促进直接投资双向扩大。人民币升值给予中国资本更多走出去的机遇，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增加对新兴市场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业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数字化通信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也普遍适应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更具比较优势。
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并不都是“危机”，如果能抓住转型契机，化“危”为“机”，中国一样能获得新的发展红利。（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