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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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扶贫
与绝大多数文化学者不同的是，康晓光是从现实事务中走出来的。这种历练对于成就现在的康晓光显然是很重要的。由于这里既有经历，同时也涉及很多思想层面的内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较忠实——
1986年大学毕业来到沈阳农业大学，报道的第二天就参加扶贫去了……开始接触贫困问题。1990年到了科学院，科学院跟广西是对口帮扶，号召和鼓励科技副职，我就报名去了。在广西呆了一年……
回来以后，写了那本《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在农村贫困研究方面，应该说还是最好的。
当时中国的扶贫战略一个是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一个是扶持当地的贫困人口。两个目标始终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区域和指向贫困户的目标不分开。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当时来来回回地跑，对于扶贫的运行，特别是知道了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体会是很深的。所以，我们明确地提出三个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变，由以救济为主向以开发为主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其中特别强调扶贫到户。始终喊这个口号，在会议上，电视上，媒体里，不遗余力地喊。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是意识到做事之难！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起诉”道德堕落和制度失灵
康晓光有两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涨的国学和儒教话题背后。一件是扶贫工作，另一个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国情报告”。特别是后者，康晓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获得了广泛的注意。事情得从2003年7月说起——
当时他正在忙着为一项“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撰写总结报告，远离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一个3岁的小女孩，只有一个单亲妈妈，6月4日，妈妈把她锁在家里，独自出去了。后来，妈妈因在商场行窃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17天后，这个无人过问的女孩饿死在家中。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间，她的妈妈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岁的女儿，要求安顿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头猛撞警车车门。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李思怡的命运。办案警察没有按规定给她们家、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家里一贫如洗，李思怡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已经褪色的绒熊玩具。
康晓光关注了3个月后，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只身来到成都。
一个月后，一本惊世骇俗的专著——《起诉》，印出来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报告方案推翻了，这本书接续了那个贫困研究课题，重点放在追问道德义务和制度失灵。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康晓光提醒读者，他没有遵循冷冰冰的学术规则，使用了愤怒的诗性的语言。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康晓光写道。他以这本书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等层面为李思怡案“起诉”，并透过李思怡的悲剧检索当前社会弱者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部书稿在“考验了中国出版界的良心”之后，终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的名义，由康晓光自费印刷了3000册。
康晓光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回味的时候，觉得非常值得，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说，别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写了多少书，我一辈子有这一件事情都心平气和了。
康晓光分析道：“对于弱者的救扶，制度也有，机构也有，人员也有，经费也有，但是，当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像李思怡这样的人需要的时候，一个都没用。最关键的是人没人味儿。整个道德伦理全都把穷人抛在社会之外。我认为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后，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仅仅是李思怡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最后，康晓光联系到了儒家思想。他说，“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儿一般大。这个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大。我看到我女儿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惨而短暂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绞。这件事情使我对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体会到同情心，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东西，体会到什么叫推已及人，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认为人有亲疏远近的，但它并不是说，人就只关心自己亲近的人。所谓‘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通过这个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仁爱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一种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