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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避的区域联动,地方保护却又制约着联防联控。中国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北京市环保局环境监测处处长刘贤姝直言:“2012年首都污染物排放量几乎等于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力”。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据“十一五”规划,我国煤年消耗量应控在25亿吨,实际却达近34亿吨;水泥实际年产高达近19亿吨,几乎等同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粗钢实际产能6.26亿吨,为其余经合组织成员之和。
郝吉明院士直言:“现在一吨钢的利润只值四五毛钱,造成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那么大,发展的账怎能不好好算?!”
只追求对“环境承载”的“资源”供给增加,而不对“污染排放”的“消费”需求进行管控,是头疼医头,“消费”恐成脱缰野马。
“最担心的就是‘口号’环保。”著名环保专家曲格平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但一些地方面对污染的“罪魁祸首”,习惯给GDP让路,大搞回避、拖延术,迫使环保陷入被动应付。
环保产业总体水平低,制约污染治理效果。一来,不少排污企业将环保设备“束之高阁”,仅为应付检查、使用率不高;二来,低价次品设备抢夺主流环保市场,劣币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