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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观点：有人说，这完全是制造商的 “阴谋”。明明手中掌握的技术已经到了800万像素，可偏偏先推出一个300万、 500万像素的产品，刺激人们不停更新、不断消费。而由此产生的环保 “副产品”，生产者理当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您怎么看？
戴星翼：这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的选择，不便过多指摘，但制度建设一定要跟上。其中最核心的，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厂家，不能卖掉就算完事，要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只有当每一个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回收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这个制度最早是由德国发起的。比如某一家电视机的生产厂家，在建立一条生产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另一条生产线，负责回收物的拆解再利用。我们将其称之为 “静脉生产线”。像人体一样，动脉负责将血液输送至各个脏器，而静脉则主司使血液回流心脏。回收的产品，拆解后根据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零部件还是好的，符合新产品要求的，那么可以让它回到新产品生产线上，实现循环利用。另一种情况，零部件已经过时，有些厂家就用来生产二手机，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出租或者出售。最后一种情况，实在无法回收再利用的，进行分类粉碎，作为原料重新进入生产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收过程非常规范，且环境友好，人们所担心的环保问题自然也就避免了。但这靠的不仅是生产者的觉悟，而且是法律的强制要求。
在我看来，环保首先不是个教育或理念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投机取巧者占便宜的情况。同样一个手机，如果老老实实按照环境友好的方式来循环生产，自然要贵一点；另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自然就要便宜一点。而在市场上，便宜的厂家就容易占据竞争优势。如何防止这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产生？唯有法律强制每个生产者都这样去做，把起跑线拉平。
解放观点：中国已经有了 《循环经济促进法》，要落实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有无现实操作的可能？
戴星翼：要对 “再制造”进行立法，必须根据行业特点，分门别类进行个性化规范。但众所周知，不同产品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各不相同。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立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国任何行业的生产都比发达国家要分散，杂牌林立的山寨厂商数不胜数。国外，电视机、手机就那么几个品牌，但中国有多少？分散了以后，法律的执行成本就非常高。第三，市场组织问题。能否实现统一回收，然后分流；或者集中在几个点上，然后针对不同厂家的产品进行分拆，再运到工厂去。德国也是如此，每个厂家建立一个回收基地成本太高，于是这些公司就集资建立专门的回收公司，问题迎刃而解。
还有就是废弃物的价值问题。我们有个想扔的旧东西，总想卖点钱。但国外恰恰是倒过来，你要把自己的旧电器扔出去，是要付钱的。当然，任何问题放到中国就会变得更复杂。因为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差别更大，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比如，那些非常小的回收处理企业，对环境的危害其实很大，但有些地方监管能力比较弱，甚至默许这样的经济活动存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处理废旧电器，由于小企业可以逃避污染治理的责任，所以成本非常低。说到底，不单单是一个立法问题，还与政府管理环境的制度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能力，普遍不如发达国家。中国算是情况好的了，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管得住那么多分散的活动。这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我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活动管住了，那么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