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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法律法规对于每个人，都包括了权益和义务，不能把它们当“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的关注和诉求，应该如“火把”。“火把”首先照亮的是持有人本身——持有人的眼睛、持有人的良心、良知和公民意识。不仅对待城市噪声问题如此，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问题如此，对待一切城市公共事务也无不应该如此
污染的被影响者和污染制造者
最近看到一个统计：上海每年有关噪声的投诉有10万余件，占全部环境污染投诉的48%；每年各媒体夏令热线接到的投诉中，有关噪声特别是社区噪声的也总是最集中。
噪声污染，尤其是社区噪声，几乎100%是人类不当活动的后果。汽车乱鸣喇叭、随意大声喧哗、不选择适当时间搞室内装修或在居住小区聚众歌舞……哪一样不是人们行为失当造成的？
几个月前，上海市政协组织城市垃圾“三化”处理问题的调研，我们看了某区几个已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居住小区，我特意请小区保洁员打开居民投放的垃圾袋，连看了好几个，结果没有一个是干湿垃圾分类基本合格的，都要由保洁员重新分装。最近，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情况报告，城建环保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调查结果：试点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较高，但参与率不高——在第一批试点的小区，约50%居民能参与垃圾分类；而此后试点的小区，参与率仅30%左右；而且分类的准确率普遍较低，70%以上小区需请人“二次分拣”。
这些事例，促使我们思考“污染的被影响者和污染制造者”问题。
什么是环境？不同专业的人有不同的表述，对于寻常百姓，环境就是一个人“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现代汉语词典》)，也就是讲：1.人以外的一切都是环境；2.每个人都是他人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否想过，自己对于城市环境质量(包括声环境)是在作“正贡献”，还是不知不觉中制造了种种“负贡献”呢？大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某些场合是环境污染的被影响者，在另一些场合又是污染制造者。
“我的环境权益”和“我的环保义务”
最近，有关方面正就《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草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这次的文本，对各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作了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噪声污染的执法方式作了改变，明确只要有人做了《规定》禁止的行为，就可以处罚，无需再执行监测等程序——从原来的“根据结果罚”调整为“根据行为罚”，提高了执法的可操作性。
但我有点担心，担心这个《规定》实施后，更多地被人们用作“手电筒”，用来“照”他人制造噪声的行为，用来“照”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管理行为，用来维护自己作为噪声污染被影响者而受到的权益损害；而不用来“照”自己，不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防范自己成为噪声污染的制造者。
媒体上有人说，市民对某一环境污染问题表达诉求，是“公民意识”提高的表现。这个讲法有道理，但不尽然。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认识，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与认识相关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公民固然要有保障自我权益的意识，但更要有在社会生活中履行责任的意识和公德意识。
具体到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似乎相当多的人心目中还只有“我的环境权益”，而没有或不大有“我的环保义务”。形象地说，环境意识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行动中，更多地发挥着“手电筒”功能，而不是“火把”功能。
“火把”首先照亮的是持有人本身
20多年前我在欧洲一个城市学习时的一些经历，至今难忘。那年春天，实验室里有个研究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高兴之下，他在市区一座老建筑里自己的住处办了个派对，我也被邀请参加。那天去的年轻人多，很热闹，也就忘了时间……突然门铃响起，开门只见两个警察站在那里，警察还没说话，这些年轻人顿时就“清醒”了：“过晚上10点了！”一边忙不迭做检讨，一边把几层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结果警察没多啰嗦就走了。警察走后几分钟，大家开始道别，派对就此收摊。原来当地有法律规定，晚10点以后，居民区内不能大声喧哗，使用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等，也要注意不影响其他住户。想不到我“活学”的这条法律，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就“活用”了：一天晚上，住我们隔壁、不知来自南美哪个国家的邻居，在他家花园里办派对，来人很多，大声唱歌、大声嚷嚷，搞得我们很烦，总算熬到10点，马上拎起电话报警；不一会儿警车开到，一切喧哗嘈杂立马“关掉”。说这些事，我想说明一个道理：各项法律法规对于每个人，都包括了权益和义务，不能把它们当“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的关注和诉求，应该如“火把”。“火把”也是光源，但没有强方向性，首先照亮的是持有人本身——持有人的眼睛、持有人的良心、良知和公民意识。不仅对待城市噪声问题如此，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问题如此，对待一切城市公共事务也无不应该如此。
(作者沈建华为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