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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4日15:08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涨水时坐船布下天网，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捡拾候鸟，猎杀者在鄱阳湖中俨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图）

人鸟争食

“4月出门打工，10月追随着候鸟的轨迹回来布置机关。”

外乡者被地方官员指责为罪魁祸首，昌邑乡党委副书记罗水根就不断强调，“盗猎者主要来自江苏，也有都昌、余干、永修等县”，却又不得不承认，“不能百分百说本地人不存在。”

鄱阳湖湖区猎鸟传统由来已久，当地人一度堂而皇之地定性为“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位官员坦言，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鄱阳湖畔，就曾有过村村组建“捕雁队”的历史，“那时候，打鸟打多了还是英雄，进城走亲戚送个野鸭、天鹅更是正常。”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天鹅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状况才稍有改变。“但昌邑、联圩这两个乡的人一直都有在捕鸟。”黄先银向南方周末记者指认说，在昌邑乡，盗猎最严重的就是曹门村，“他们村里盖的许多新房，就是靠捕鸟赚的。”

刷着“保护候鸟人人有责”标语的曹门村确实仍在盖新房，但村民们纷纷否认，有村民甚至咬牙切齿，“恨不得打死诬告者黄先银”。

但隐情显然存在，一位村里的小学生天真地说，他家就曾在过节时送过天鹅给老师。而另一位家庭妇女，在相信了记者为收购天鹅而来后，进屋打了电话，几番询问后才无奈拒绝，“现在没有”。

昌邑乡党委书记杨开文则公开言说湖区百姓的生活艰苦，被列为猎鸟重灾区的昌邑乡农民依然以种水稻为主，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不过4800元。而如果刨除打工收入，土地带来的收益一年甚至不足2000元。“湖区老百姓的穷，很容易形成人向鸟争食的困境。”一位业已离职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官员说，候鸟保护难，源于经济原因。2003年后，江西省为保护候鸟栖息地，曾大面积将鱼类养殖场退湖，许多依此为生的湖边百姓失业后重拾捕鸟传统，加剧了盗猎的盛行。

一些村民，“每年4月出门打工，10月枯水期一来，就追随着候鸟的轨迹回来布置机关。”黄先银说。面对保护者，曹门村村民曾掀翻过警车。而黄先银则自称被多次追打，而他家的稻田也一度被喷上除草剂导致颗粒无收。“为了保护候鸟，我被鄱阳县双港镇某某村杨某某致伤，凶手至今未抓获。”黄向记者现场出示江西省都昌县一名鄱阳湖候鸟保护的官员短信。

失效监管

“湖区这么大，我们只能通过播音喇叭多宣传”

“先期的监管无力是盗猎盛行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林科院鸟类专家钱法文认为。鄱阳湖区犬牙交错，如果缺乏从全省的角度对候鸟保护采取统一行动，加之执法成本过高等问题，鄱阳湖的候鸟保护很难得到改善。“鄱阳湖区浩淼无边，有很多公共湖的界址，根本分不清。”新建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张勇辉说，这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难度。而省、市、县多头管理的模式则加剧了这一困难。以新建县为例，除了其所在的野保站和省一级的大汊湖保护站外，还有设在南矶乡、隶属南昌林业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职责不清，有时很难分清责任”。

在11月16日，江西省林业厅召开的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工作会议上，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朱奇承认，虽然全鄱阳湖有各级保护区近20个，但真正在湖区日夜开展巡护的人少之又少；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很少联合执法，更难以形成打击合力。

而黄先银则指责说，反盗猎不力还源于基层巡查站与盗猎者过熟。他举例说，昌邑乡一半姓陶，由于宗族关系的影响，设在昌邑乡的巡查站与捕猎者几乎都沾亲带故，“他们平时就是看到，你说会抓他们吗？”

但张勇辉更愿意强调现实执法的艰难，他举例说，在湖中巡逻实在太过困难。每次都要先坐拖拉机到湖区的草洲，随后穿连带水裤在沼泽中跋涉数小时，巡逻二三个小时就要回头，筋疲力尽。

更何况，“本地人地形熟，真要干这事，也很难抓住。”昌邑乡综治办主任陶绪镜承认自己力不从心，“大堤那么长，绕开执法太容易。”

杨开文说，即使乡里组织了力量，但盗猎者来往自由，在船上行走，在湖区中的机动性太强，很难抓到。“湖区这么大，我们只能通过播音喇叭多宣传，尽可能让昌邑的老百姓从利益的驱使中走出来。”陶绪镜说。（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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