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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三色作业本”，去年发生在教育领域被称之为“教育冷暴力”的现象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教育走到这样一个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济顺说，她并不反对用分数和考试来评价学生，在她看来，评价不可能没有，就现在而言，考试可能还是对学生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但一些学校主观地、表面化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并给他们贴上优劣的标签，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认为，孩子在智力条件和个性等方面可能会有差异，这很正常，但这种差异不应受到排挤。
张济顺认为，这种排挤势必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的戴着绿领巾的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便偷偷地将绿领巾藏到书包里，有的领到不同颜色作业本的孩子会躲着家长做作业。
“这会让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失败的情绪当中，对他们的成长肯定不利。”全国政协委员郗杰英说，在对青少年的多年研究中，他提出了“人人都能成功”的口号，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都可能走向成功。
张济顺也理解有些老师或者学校可能是为督促学生上进才采取这些措施，但她始终觉得正确的激励方式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激励的方式应该是平等的，不是给一些人奖励，而给另外一些人惩罚，哪怕一个孩子暂时是落后的或者做了错事，也应该用正面引导的方式，用耐心说服的方式，让其慢慢找回信心。”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汝成对这种现象的发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觉得每个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的热情都不一样，作为老师，对所谓的差生也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能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影响其健康成长。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部门，乃至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郭子仪坦言，作为学校和老师，考试的指挥棒让他们背负着升学率的压力，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模式，就像“绿领巾”等极端事件，“当然这样的事也只是偶然事件。”他说。
“难道分数就是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唯一标准吗？”郗杰英经常这样质疑。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全国政协委员倪邦文总会感叹“那个时候比现在快乐多了”。以前虽然是应试教育，教育条件也不是太好，但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是“健康的、全面的”。反倒是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很多孩子却成了“唯分数论”的牺牲品。
“真正的素质教育是除了知识学习以外，还应该有健全的心智，健康的道德观念等。”倪邦文说。但让倪邦文担忧的是，现在的素质教育在实践当中被理解偏颇了。
“不是说一有时间就学学跳舞，学学画画，上个特长班就是素质教育。”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中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学生学什么，都是以升学为目标，渐渐地，学生便在思想和心智等方面“瘸了腿”。
倪邦文建议应该改变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学生，除了知识学习，还可以增加思想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评判，尽管这样的评判标准很难界定。”
郭子仪则希望对学校也多些考核标准，要淡化升学率等数据评价，多一些定性的评价。
不过，改变教育评价标准也并不是教育部门的一家之事。
“还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问题。”郗杰英说，包括家长，“因为分数和孩子的升学就业乃至以后的生活质量都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家长无法不关注孩子的分数。”
郭子仪觉得，如果有一天，社会、学校、家长都不再拿分数和升学率评价教育的成败，老师和学生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记者 陈凤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