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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无碍研究教学
京华时报:在你发表这篇博客后,有网友支持你的决定,觉得你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良心,希望你坚持走自己的路。但也有不赞同的,觉得你不适应中国“国情”,建议你回美国去。对于种种说法,你怎么看?
饶毅:可能不用宏大叙事。我认为我可以在中国做很好的科学研究,也可以教学。我的目的不是院士,所以,不做院士肯定不影响我做研究和教学。
京华时报:2007年回国之前,你已经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和优厚的个人待遇。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回国,面对的却是国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不会感到失望,或是后悔当时的选择?
饶毅:不会。
京华时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78年以来,中国有超过13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只有不到30%的人返回中国。作为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位从美国著名大学全职归来的讲席教授,你对此怎么看?
饶毅:我仍然认为回国是有意义的。
京华时报:你和施一公的回归,曾在海内外华人生物学界反响强烈。甚至有人认为,你们的选择可以与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比肩。你觉得此次落选风波,是否会挫伤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归的决心?
饶毅:我觉得这样比喻不对。我希望通过我的行为,扭转观望的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回国决心。
京华时报:在你看来,与国外相比,中国学界不能网聚人才的根源在哪?
饶毅:人员间矛盾多于国外。
京华时报:你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率先推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是什么?有什么难点?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饶毅:我基本不谈自己做的改革。因为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无需和外界讨论,自己扎扎实实做就是。对外界谈的,都是需要在外界推动的事情。学院内部的事情,一般来说无需这么做。
解决不了绝不发言
京华时报:在学界,你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但公众知道你更多是因为你大胆、犀利的言论。在宣布不再参选院士之前两天,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呼吁“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不怕得罪同行么?
饶毅:要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生物学界,直接从博士后变成正教授的现象,是很多人公认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位搞数学的研究员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要求比这高很多。所以就是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生物学继续给予高职称也是不公平的。
京华时报:听说你的批评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给出解决方案才会说”,为什么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
饶毅:如果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如何批评别人?比如铁路的问题,我不仅不是专家,也想不出来怎么解决,我绝对不发言。(记 者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