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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熊庆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所谓的生源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偏见导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绩观的体现。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调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转变来得太快,这就更需要把握好。
解放观点:今年高校招生已基本落幕,回望刚刚过去的一两个月,很多人用 “硝烟弥漫”来形容。大家都看到,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逐年下降,外部录取竞争的加剧,以往习惯 “朝南坐”的内地名校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为争取高分考生竞争激烈。内地高校的生源焦虑,已经由前两年港校 “掐尖”,演变为今年抢生源公开化。对此,您怎么看?
熊庆年:高考招生录取竞争日益白热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的精英教育阶段,高考招生规模很小,能上录取线的学生都不差,再加上招生由政府有关机构控制,分段录取,高校没有多大自主的空间。所以高校,尤其是名校基本上不用为招生一事过多操心。况且以前大学也没有进入这工程那计划的 “等级”区别,不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压迫。但现在不一样了,政府、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高校自主性强了,而资源性约束却越来越多。大学在分化,竞争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境外高校又加入了争夺,这就迫使内地名校展开 “生源保卫战”。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生源是决定一所大学品质的主要因素。
当然,我们不要过度夸大这种竞争。我觉得主要是社会过度 “焦虑”了。校长和老师们其实都清楚,高考成绩差一分两分、八分十分,很难说学生的素质就有多大差别。但受传统观念影响,普通公众往往将目光聚焦在少数“状元”身上。而面向社会的高校招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舆论压力的影响。于是,一旦 “状元”被别家签走,有的高校招生部门会感到 “丢脸”,回去不好交代。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所谓的生源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偏见导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绩观的体现。
解放观点:内地名校之间的较劲,这两年日益公开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熊庆年:其实导入竞争机制后,这种较劲一直都存在。较劲并不是件坏事,每个学校都想录取到更好的生源,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掺入,这个矛盾正变得日益复杂。其一,录取方式的转变。 “零志愿”录取,给了清华、北大录取优先权,无形中将其他高校降了一格。这种高校之间的不平等,会加剧竞争心态。其二,有的大学评价,把录取线高低作为大学质量标准之一,这涉及大学声誉,不少学校很看重。其三,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很多地方将本地学子考入清华北大视为一种政绩,因此不惜主动介入,做工作、给奖励。诸如此类,长此以往,导致恶性循环。
名校之间互相 “别苗头”,说到底就是比 “面子”。随着这种意识越来越强化,互相之间的攀比水涨船高:今年你招的最高分多少,我招的最高分又是多少;去年你的录取分数线比我多几分,面子上就挂不住了,今年我高你几分,就额手称庆了……这不是 “儿童思维”吗?其实有时候分数线下来几分,不过就是几个人的差距,这有什么好惊讶的?而且不光是高考,包括研究生招生定分数线,也有这种思维从中作祟:有的高校硬撑着定高分数线,而后再在实际录取中 “破格”。分数线说出去好像是很牛,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这种竞争对于高等学校内涵发展一点益处都没有。
解放观点:最近有名校招生办主任表示, “求爷爷告奶奶式的招生办法并不是大学教授们想做的”。但放眼欧美名校,它们对于 “吆喝”自己早已非常熟稔,还要拿出高额奖学金吸引人才。最近一则颇具亲和力的招生视频广告《我为什么选择耶鲁》,在网上就颇受好评。对名校放下身段,到底该怎么看?
熊庆年:大学招生本来就应该这样,但这不是学校单方面所能左右的。按照过去那种分数线一层一层 “扒皮”的制度安排,高校无法放下身段。现在开了一些口子,大学总算也可以自己作点主了,这是个好的趋势。像复旦大学试点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这几年,学校有一个跟踪调查,结果表明,通过这种方式选拔的人才确实更符合本校的培养目标和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生源的确很重要,但学校教育同样也重要。现在我们常听到社会上有这种说法, “现在的研究生还不如以前的本科生,高职生不如过去的中专生”。这个说法未必科学,但客观上,由于增加的资源赶不上扩招的速度,造成了教育质量的部分下降。以前是10个老师教100个学生,现在是教200个、 300个甚至400个学生,显然资源被大大稀释了。其实从质量上看,师资是同比增加不了的,一所大学,最好的教师就是这么些。教师的成长需要一定周期,新教师不可能今天进大学,过几年就能成为名师。现在国内高校普遍年轻教师唱主角,哪怕是一些很好的大学,年轻教师也几乎占了一半。这会给高校教学带来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解放观点:较之生源焦虑,您其实更担心的是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熊庆年:这是当然。必须承认,这些年招生规模扩招过快,虽然满足了老百姓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但是忽视了教育自身规律的要求,教师队伍仅在规模上扩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培养。现在,各种各样的绩效考核逼得老师们静不下心来,再加上年轻教师有方方面面的困难,使得他们难以用心在教学上。像 “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这样的雷语,还有那 “40岁挣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壮言,我们不要简单地用道德眼光去评判,这其实反映出教育整体生态环境不佳,导致一些高校教师价值理念出现偏差。虽然是个别现象,却反映了普遍的问题。所幸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少大学在努力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一些大学成立了教学促进中心、教学研究中心,着手教师发展方面的改革。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调整的混乱时期,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规模扩张时间太短,转变来得太快,矛盾就更突出。这就提醒我们,更需要把握好,才不致于系统发生紊乱。(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