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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40岁演员演24岁林觉民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评剧院将推出新戏《林觉民》。林觉民烈士24岁时牺牲,但扮演他的演员已经40岁,要想贴近角色就不得不“装嫩”。“我们也没办法呀,剧院能挑大梁的演员都40多岁了,这中间断了10年没有人才注入。”中国评剧院副院长齐建波无奈地说。
“眼下我们还能支应几年,如果接下来的5至10年,演员队伍还不能跟上,没有优秀演员及时补充进来,评剧的问题就真的严重了。”齐建波说。其实中国评剧院不仅缺演员,还缺编剧,甚至舞美、乐队都断档,“谁愿意来我们这种清贫单位,我们就是守着一块清贫的净土。”上世纪80年代和齐建波一起到中国评剧院的40多人现在还守在评剧舞台上的不过六七人。
谷文月说,“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了,却不能像我们那样一心一意地切磋艺术了。”齐建波却很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评剧院一个挑梁主演一个月也就挣四五千元,一般演员挣两三千,在北京生活这实在不能算多。“生活状态不能好转,他们就不能踏下心来研究艺术。”
对于北戏招收评剧专业,齐建波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但他说培养一个评剧演员并不容易,“文化要抓好,专业师资的配备也要跟上,如果这个班能培养出一个好演员,那也算值了。”
不过,对于评剧的未来,齐建波还是充满信心,“评剧不会消亡,它还是有自己生存的土壤,有大众的基础,社会上的民营评剧团不也能存活下来吗?”另外,评剧院还正准备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推出一个评剧“精英班”,培养更多的评剧精英人才。
对话
谷文月:我为我的评剧惋惜
“你要去采访谷文月呀?帮我给她带个好。”家里的老人听到谷文月的名字就两眼放光,还哼起了《杨三姐告状》里的小调。66岁的谷文月住在北五环外回龙观的一个小区里,这里离地处南三环的中国评剧院很远,可是当她谈起她的剧院,谈起她的评剧时,那满腔的深情依然令人感动。
曾像歌星一样受欢迎
记者:您怎么看评剧的现状?
谷文月:在电影、电视等更多娱乐方式的冲击下,各种传统戏剧都受到冲击有些没落,只不过评剧要加个“更”字。没有好角儿,没有好戏,让它比别的戏剧形式沉得更深。
记者:您还记得当初观众对评剧的态度吗?
谷文月:(上世纪)80年代我在老长安戏院演出《三看御妹》时,为了能有好座位,很多观众夜里就来排队买票。演出结束时,有个女戏迷跳到台上搂着我说“我爱死你了!”
记者:就跟现在的歌星、影星一样的待遇呀!那现在您感觉失落吗?
谷文月:可不是嘛!光一个《杨三姐告状》我就演了3000多场。不过我心里的感觉不是失落,而是惋惜,我为我的评剧惋惜。
演员浮躁编剧太少
记者:评剧界曾经有过新凤霞、小白玉霜和您这样的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明星,为什么现在却沉寂了,没有好角儿好戏了?
谷文月:没有好角儿,是因为现在年轻演员太浮躁,好多人的心思就没在舞台上、没在评剧上。这次北戏招生有几个中国评剧院的孩子去考,有的人也不换练功服,穿着皮鞋就进了考场,觉得自己不用考什么了。当天中午我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我不是说他们不尊重我,而是他们对艺术的态度让我觉得悲哀。
没有好戏主要还是没有好剧本。评剧的发展剧本是大问题,以前评剧院有十几个剧作家,以老院长胡沙率领着高琛、何孝充、郭启宏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搞创作,现在全北京的戏曲编剧就剩王新纪一个人了。不过,没有新剧本也可以从老剧本中挖潜力啊,老剧作家们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可以复排重演。我的30多出戏,传下去的不到10出,我也是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能断在我的手上呀。
记者:评剧是北京市非遗项目,也需要有人来传承。
谷文月:北京市给了我一个非遗传承人的名号,我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现在有几个小孩在跟我学戏,我都不收学费。也许他们将来不干这一行,但我也希望能让他们周围的人知道什么是评剧。
演现代戏评剧原是老大
记者:现在评剧给人们的感觉好像是专门为农村市场定制的,表演的内容也滞后于时代。您怎么看?
谷文月: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要说演现代戏评剧绝对是戏曲界的老大。你想,早在民国评剧就演了当时的时装戏《杨三姐告状》。
记者: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如果您是一个评剧院的院长会做什么呢?
谷文月:得有些踏踏实实的干部真正踏下心来把评剧艺术往上推。胡沙院长在中国评剧院干了几十年,剧院有一种整体合作的氛围,评剧《高山下的花环》能成功,就依赖于这种合作。
如果我是评剧院院长,我要抓质量、抓宣传、抓队伍的凝聚力,这些都是现在评剧发展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