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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四个阶段接近“钱学森之问”
提问纷至沓来，６５岁的朱清时委员有些吃不消了，抬头问：“现在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可是记者们有点“薄情”，继续提问：“很多大学都说要做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最需要突破哪方面的瓶颈？”
没想到，这个问题打开了朱清时委员的话匣子：“过去十年，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了四个阶段。”
他说，第一个阶段，１９９８年他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觉得中国大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太落后，就带了很多人到全世界各地大学调研，想做改革。
但是改革推进不下去，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老师没有积极性，因为老师想评职称，想得成果奖，想得到经费，就必须出论文。“他们并不在意讲好课。最容易讲的是他熟悉的东西，他没有积极性讲新东西。我们意识到，光改教学大纲不够，深层次是要改人。”
第二阶段，中科大开始引进各种人才，把教师队伍换了一遍，还引进了国外人才，但还是不行。
“他们到了中国又变了，也竞争经费、竞争成果奖，也发表论文去了。因为规章制度和体制在那里，他们的前途在那里，他们对讲课也没兴趣了。”朱清时委员显得很无奈，“所以橘子在南方叫橘，在北方叫枳，这是中国一个古话，说得很贴切。”
第三阶段，朱清时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各种规章制度和体制。“所以我们开始提倡去行政化，不要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评职称驱使老师像运动般干各种行为，这都是行政行为，都是行政官员的政绩工程。”
由此，他开始要求大学追求学术，按照学术规律来推动学校的事情。可是，仍然磕磕绊绊。
第四阶段，他又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关于教育的一些规定已经法制化了，我们走一走就碰到法律法规的边界。”他说，“这时我才意识到，过去制定的有些不利于教改、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内容必须改掉，这样我们才可能顺利发展。”
由此，才有了南方科大突破制度障碍的尝试。“现在我们一些教育法律法规是三十年前制定的，那时候并不懂‘研究型大学’，也不懂得钱学森所说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以那时经验制定的法规，就卡死、堵死了创新人才培养，堵死了新型大学的发展之路。”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朱清时委员认为，要想回答这一“世纪之问”，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完善有关教育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