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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25日10:47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博导如是说

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谁在决定博士生轻重？

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扩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扩招，把一批质量不高的中学生带进来了。硕士的扩招，又带来的很多质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扩招，造成博士生中进入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硕士。我们每年培养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但是确实牺牲了一定的质量。

张涛：学生招多了会有问题，但是你不培养这么多也会有问题。前几年中国每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没有培养出科学巨匠吗？倾全国力量都培养那么几个博士，也会有问题，例如很多学生就会跑到国外去，享受外国的教育资源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郭世佑：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例如整体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一个好老师只能带出有限的好学生，但是一个好制度能带出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国家的学术界越来越功利了，很多博导都在跑课题找经费，但是我认为，课题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你跑的课题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样，衡量一个老师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这种专业，你没有一分钱课题经费，它也照样可以做研究。课题指南限制很多，有时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围。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课题里面搞出来的。把申请经费当做重要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一部分有实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请项目。你不去找评委，你不去拉关系，你就拉不到课题。不靠人际关系大多拿不到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没有课题但是学术水平高的老师，还可继续担任博导，但是其他学校就不好说了。这种评价体系，对不负责任的导师没有约束性，对负责任的导师反倒有约束性，因为负责任的导师不一定靠课题靠经费，他主要是辅导指导学生。兴趣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有的博导因为项目不够，就被剥夺了带学生的权力。

目前导师每年都要填表，例如发表多少论文专著啊等等，学校从数量上给老师们压力，老师对学生管理怎么样，负责不负责，这些评价体系却体现不出来，老师们只能凭良心办事。学术本身，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术水准不是靠填表填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闲出来的，心态要平静。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保证那些敬业的老师安心钻研学问，不要轻易打扰他们，更不要通过填表的方式羞辱他们呢？

填表的主要内容除了有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多少经费，而且还要自己吹你的社会影响。我提出我不填这种表，影响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甚至有的影响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体现出来。

另一个是学风问题，树立良好的学风就要尊重学者尊重学术，领导要带头尊重。我们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衙门，分行政级别。学生进校开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是校领导，第二排院长，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级。学术在学校没有地位。

评价体系中，有些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实有时博导都没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

张涛：学校评价体系是有问题，钱越多，评价越好。设想现在能不能你10年没钱，没研究经费，只要在学术界有影响，还能坐在博导的位置上？数学家陈景润可以不要任何经费就做研究，现在我们的高校还允许不允许这么干？估计陈景润今天连职称都没有了。

包身工？微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的博士生，有些会因为一本博士毕业论文而扬名世界，反观中国，却看不到类似的故事，有专家说中国的博士生创新力太差？

张涛：是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强。出生在60年代的人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学界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学时赶上文革，接触面多，因为无法好好上课。等到中学时，遇到改革开放，能得到很系统的学习，然后上大学。这使得我们没有过早地被应试教育束缚，反而创新能力强。

真正的博士，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寻找，整个学科甚至人类历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现在中国，往往是老师写个题目，然后你去完成这个题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收入很低。而且据说有的教授带的学生多了，连论文都来不及看。

张涛：这种现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师还是尽量多发钱，让学生生活得更好，博导发给学生钱也要根据平均环境。你要是发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师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经费。当然我觉得让学生安心下来，研究和学习成果会更多。

中国新闻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钱吗？有几千元吗？

张涛：一个月拿不到几千元，几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学生，也可以申请不要，一个人平均每月大约有1500元钱吧，外加年终奖，我还努力让自费生与公费生收入基本一致。

饶毅：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

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就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国家不能用研究生的数量来评价高校，而不顾质量

9月初与清华大学著名海归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诊断”中国当下的科研文化问题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坚称，他们的观点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众多中国科学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饶毅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学术创新的人很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对当下创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博士生培养体系下，博士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如何？

饶毅：当前，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他们不希望学生得到更多的科学训练，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师交给的任务。有些老师不仅不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饶毅：中国近年来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然也意识到， 和发达国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研究生“产量”的一个原因。但国家不能用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此外，我一向认为对于国内的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应该让各个单位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一旦研究生入学，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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