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
今天我要向各位阐述的第二个新闻是关于中小学代课人员清退工作的有关情况。
可以预期，在尽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记者1：
四十多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有的代课不是半年、一年，有的代了好长时间，很多代课老师获得的薪酬可能还不如去一个车间打工，一下子辞退了，对他们的安置问题，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怎么办)？
记者2：
他们被辞退之后是不是可以得到适当补偿？44.8万代课教师被清退之后，农村的中小学师资力量是否有保证？
王旭明：
刚才我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用到两个字：“清退”，特别强调是清退代课人员，“清退”是什么意思？就是清理和退出的意思，至于您说的有可能产生各种遗留问题，情况可能很复杂，具体情况很不相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看，但是清退的原则是不动摇、不变的。
白岩松：
“清退”二字非常无情，像是对犯了错误的人们用的词汇，然而几十万的代课教师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为中国教育的贡献人所共知，而在贡献的同时，他们几乎拿着最低的工资，甚至在西部一个贫困县，70%的代课教师20年里只拿着每月40块钱的工资，是很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六分之一。人们疑惑，面对他们该用“清退”这样的词汇吗？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出台可不可以更温暖一点呢？
主持人：
我不说抱歉，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很熟，有的时候互相彼此很坦率地提出这样的意见，就事论事，但是当做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一下子在所有聚焦的面前会面临一些批评，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王旭明：
因为我反复强调是做过媒体的，有媒体经历的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就是理解，非常理解媒体的工作状态，它的工作目标。你应该知道官员和媒体是两种工作状态，两种工作语言，两种表达方式等等。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我还非常重视，虽然我当时传达的是一个政策的声音，但你这期节目看完以后，我在深深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传达的政策是没错，但是在传达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再充满人情化一点，再温情一点，因为这项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项政策这种现象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本人，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对这样一种现象应该更加客观、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
主持人：
我为什么刚才拿出了这一段呢？我不好意思拿别人批评您的，那好像是借别人的剑，但是我看到了您在关注这种批评，然后自己会产生一种校正的系统，这在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我们曾经以为很难做到，这些年面对了很多了批评，甚至有的批评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面对不正确的批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旭明：
面对不正确的批评，包括失实的，包括放大的，包括夸张的，甚至包括丑化的等等，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我始终坚持着，就是在传达政府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冒一点风险，也不去走那种所谓的照本宣科式的。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党和政府反复多次地提出我们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要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当代大学生要努力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要眼光向下，努力地适应各种需求等等，这些政策反复说，但是给人的印象总不深，于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媒体对于大学生，包括著名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去养猪，媒体不必哗然，就是所谓的“名校生养猪论”。
主持人：
但是背后是有你另一种想法在里面。
王旭明：
对，另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比喻有当初的语境，所以就非常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我觉得这种传播效果和照本宣科的传播效果绝对不一样。
主持人：
如果最简短的一句话，在这个段落还有一个问题，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另一方面对媒体，在这两者之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王旭明：
我始终认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是干嘛的？我形象地比喻为他是搭桥人，桥的这一面是政府，桥的这一面是公众，两端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公众，在桥上来回走的人是谁呢？是媒体，媒体愿不愿意到你这个桥上来？因为有很多桥，有很多路可以走过去，它愿意不愿意到你这个桥上来，我就看新闻发言人或者新闻官桥搭的好不好，所谓搭的好不好就是你的各种服务是不是到位了，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媒体的认同，同时也得到政府的认同等等。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会跟王旭明一起来探讨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近五年所走过的道路，之后继续关注《新闻1+1》。
主持人：
新闻发言人其实在中国的各种书籍或者说是相关的文章里头出现的年份似乎很早，比如说我昨天还看到了像龚澎跟乔冠华的一篇文章里头，龚澎也曾经在很多年前就做新闻发言人，但是比较有规模的，正式重视这个问题应该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拉开大幕的，从此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央一直到省级，到地市，开始了这样一个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的过程，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播放短片)
非典时期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
卫生部办公厅4月25日发出关于非典型肺炎集中收治预案，做好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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