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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疏散论”是当时城市规划学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二战还没结束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提出,英国当时只有3600万人口,却集中了500万的精英跟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一结束,这500万人就要结婚、生孩子、找工作,到哪里去好?如果这些人全部涌到伦敦来,伦敦就会“爆炸”。受沙里宁的思路的启发,丘吉尔请了一批规划学家推出“新城计划”,在英国伦敦之外布局了30多个卫星城市。具体实施方式就是在政府组建新城开发公司后,通过向国家财政借款,一次性地把农地征过来做新城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然后再把土地卖出去、把钱收回来后
城市和农村要互补发展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城乡互通的人口流动,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因危机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
有些经济学家总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农村的人口搬到城市里来,就完成了城镇化,生产效率会自动提高、社会分工会自动推进、科技水平会自动发展。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底板。
这一底板还会呈现出另外一种作用: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传统农村会越来越“值钱”,乡土文化、一村一品、农业景观、田园风光会变成稀缺资源,由此就会萌发农村旅游热潮,从而带动农村超越工业化阶段,走向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有哪些事或错误的决策,可能会触犯“城市和农村要互补”这条底线呢?
错觉一:过高的城镇化率预期。
当前,各省城镇化规划所设定的城镇化率目标可以不断地随时间攀升到60%、70%、80%……按照这个路子走,其实是有问题的。
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以外来移民为主,且土地辽阔、地势平坦,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这类国家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5%以上甚至90%。另外一类,比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曾积累了丰厚的传统农耕文明。他们的城镇化率峰值一般只能达到65%左右。这些国家的人口大都以原住民为主,且地形大多崎岖不平、人多地少。由于这些国家很多市民的祖先来自农村,一般容易发生“逆城市化”现象。
其实,这类“回归田园”的现象在浙江已经发生。在该省,住在城市里的人口是60%,农村里是40%;住在农村的那40%人口中,60%的人是不务农的,只是居住在农村,其中只有40%是真正务农的人口。由此可见,住在农村的人,未必就是务农的。现在大量城市中的老年居民拿了养老金后到农村租一个房子,住在那里养老,呼吸新鲜空气,种点菜、养养家禽……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此类现象将日益普遍。
错觉二:迷信私有化的土地政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农民因为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和房产卖了之后举家迁入城市。
但是,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如果这样做,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有的刚够支付去城市的路费,却再也回不去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的权益遭受漠视已成定局。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城乡互通的人口流动,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因危机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 “裸身”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
错觉三:将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
当前,大量的村庄被拆,村庄的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基层干部梦想一步就把农村变成城市、希望因为并村而多出来的土地指标可以在城市中变卖。但是,如今不少所谓“农村里的‘城市社区’”都空在那里。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其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城乡互补发展,而是“城乡一样化”。 “城乡一样化”不仅可能导致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的丧失,也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建立。
错觉四:把农业现代化看成单纯的扩大土地规模。
世界上有两种现代化农业规模经济模式:一是土地规模型的农业现代化,追求每一户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这类模式在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占主导地位。二是在人多地少的原住民国,一般采取以适度规模的社会服务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该模式下,农户种的土地可能只有几十亩甚至更小的规模,但是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都可以分包出去,由专业企业来提供低成本服务。因此,尽管每户农户拥有的土地不多,却还是可以形成经济效率。这种规模服务型的现代化农业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很普遍。
我国绝大多数省比较适宜采用第二种模式。而河南、东三省等地是适用于土地规模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子的。在我国,这两种模式可以并行不悖。其中,自然村落和小城镇无疑可以是建立规模服务型现代农业模式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