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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某些政策的调控效果不理想感到焦虑。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一方面说明决策层是根据物价变化在灵活调控；另一方面或许表明,之前出台的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太理想,所以不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政策也是鞭策,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理想也与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不力有关。
其三,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让决策层比较忧虑,所以频出政策应对。众所周知,去年和今年是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国CPI高企就有输入性因素,这就增加了控制物价的难度。再看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上宏观经济增长存在两难或多难局面,无疑,出台170余道文件就是为了应对复杂形势。
我以为,这170道文件既说明物价形势相当复杂,仅靠一纸政策调控很难达到调控效果,也说明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心系物价、心系民生。据悉,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价格主管部门积极干预企业涨价的背后,很显然都有国务院文件在督促、鞭策。
不过我们要看到,尽管行政调控频频出手,但有不少企业在行政调控之后依然在变相涨价。例如,方便面、日化用品涨价在当时被制止了,但没过多久就悄悄涨价了,而且涨幅还不小。可见,行政调控某些物价的有效时间很短暂,这也让行政约谈、打招呼式的物价干预方式显得很尴尬。
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行政之手调控物价的空间有限,商品价格主要还是市场说了算。因此,调控物价最理想的办法,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多运用法律手段,如提高价格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落实反垄断法；二是多利用市场之手平抑物价——行政之手也可以调控物价,但效果有限不宜多用,即使要用,也是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财政补贴——行政约谈、打招呼等方式还是尽量少用——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