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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多次约见不同企业，与之共商调价事宜。此后，不少专家学者和平民百姓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质疑大概有两种意见，其一是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因为石油等上游价格的上涨，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见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而去约见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其二是认为发改委约见企业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是严重的“开倒车”，中国要重回计划经济的时代从而是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否定。对此，笔者认为，发改委约见企业事件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是执行其应有的职能宏观调控而已。当然，发改委不能只约见民企，而是要约见所有对物价上涨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
显然，这件事讨论的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还是市场？是一个历史问题。数百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根据各自观点的不同，我们可将争论两方分为“市场”派和“政府”派，或者是“自由”派和“干预”派。前者的典型代表有亚当・斯密和冯・哈耶克，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经济的繁荣则应交给“看不见的手”来指导；后者的代言人则有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此后，两派之争愈演愈烈。但遗憾的是，今天，斯密和凯恩斯的徒子徒孙们为了证明己方观点正确并将之发扬光大，愣是将政府与市场割裂，将两者视作是“相互对立、彼此替代”的关系。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市场”派也好，“政府”派也罢，其先辈们并没有将政府和市场完全割裂，而是认为某一方在起主导作用而已。比如，哈耶克曾说过，“一个功能显著的市场经济，有时是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在实践中，自市场经济产生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就连美国这个号称全球最自由的国家也不例外，其政府每每在关键时刻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就多次采取了各种干预措施。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与市场。毋庸置疑，“市场”派和“政府”派在我国同样大有人在，且同样是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结果，两派分别对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起到了相当的影响，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今天认为政府重要，明天又认为市场重要，否则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并非上述两派所说的敌对关系，亦非世界银行所说的朋友关系，它们更像是一种父母与子女而且是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凡是市场可以做的政府都可以做到，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而政府则不会。当然，政府都可以做到并不代表政府都要做，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要把市场可以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这在不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律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放任市场本身就是干预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政府自身无法完成其应有的职能，而必须交由其代理人即各级政府官员来执行，正是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失灵的出现。因此，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各国政府官员对于市场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时刻紧密监视本国经济列车的动向，使其尽量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而其一旦出轨甚至是有出轨的迹象，就必须立即果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而判断一国经济的好坏，物价水平可以说是一个既简单又直接的指标。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价格的涨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原因也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更应该尽其所能扮演好代理人的角色，执行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简言之，就是要把我国的物价水平很好地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同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对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中国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变化，把价格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金融出现大起大落，要把握好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节奏、时机和力度，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治理代价，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了保证干预的有效性，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物价总水平、CPI、金融、房地产、石油、煤炭等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武锋 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