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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鹏涿州孙家庄镇村村民胡宪有的小煤场几乎是被各个时代的水利工程环绕。北侧紧挨着南水北调的总干渠，东侧是房涞涿灌渠和灌溉用的机井“老头井”，南侧则是新近修建用来提供生活用水的管道。再远处则是大片的农田。
2月16日，记者看到房涞涿灌渠的水泥渠道已经报废。“80年代以后就不行了，没有水了”，47岁的胡宪有说。而原本是村中出水最好机井的“老头井”出水量也剧减，现在只能用小号的水泵抽水，供“一两家用”。
因为缺水，孙家庄镇北横岐村的村民7年多前就将种一茬玉米一茬小麦的耕作方式改为只种一茬玉米，而收成只能看当年的气候。
2010年，村民赵秀芬的三亩半玉米绝收，“一个棒子都没有”。胡宪有的玉米也只有极少的收成，“口粮只能买”，他的一家五口人全靠他与人合伙经营的小煤场的收入生活，一年下来，根本没有余钱。
据涿州市水利局王志平的介绍，孙家庄近些年地下水位下降严重，机井出水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无法保证，为了保证村民的引用水，新打的机井已经深达320米。在新机井建成之前，村民只能靠提水。孙家庄的缺水一方面是由于多年干旱，实际上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处于水资源匮乏中；另一方面，则是由最主要地下水补给来源——拒马河在上游因北京市截留引水导致的地下水位下降，机井出水不足，灌溉成本上涨。
据涿州水利局介绍，位于北京房山的工程每年至少从拒马河截水2亿立方米，但只给河北省300万的补偿，涿州只能分得70-80万元，而现在“打一眼新机井就要20万，建一座水厂要500万”。王志平说。
涿州方面多次向河北省水利厅、海河水利委员会和水利部申诉均没有结果，“虽说河北省和北京市是同一级，但份量不一样。”一位涿州的水利官员说。
河北方面开出的一年补偿6000万的要求，北京不予理睬。河北省甚至想在位于涞源的拒马河上游建造工程，抢在北京之前截走水，但终因无人“拍板儿”而作罢。
京津两大城市，因本身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域面积相对狭小，不可避免要从外部获取水资源，而河北作为京津的“腹地”多年以来为确保京津的种种资源供应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河北的主要意愿在于付出成本之后，可以获得补偿，可以参与分享京津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在没有明确协调机制，水权不明晰，水权交易制度尚未建立的条件下，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还是采用“一事一议”的应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