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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要警惕中国城市化变成农村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2010年瞬间过半,粮价高涨、灾害频仍,通胀隐忧一直未退。而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南海工人集体停工风波,此起彼伏。粮价上涨,农民工工资逐年走高。城里人发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命运,跟自己的日常生活关系愈发密切。
8月7日至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的一场农村改革国际论坛,再次把公众的目光投向“三农”,聚焦“十二五”期间农村改革和政策动向。参加这次论坛的既有中央决策层的官员,也有操刀农村改革的地方精英,更有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诸多学者。
未来五年,对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而言,相当关键而充满变数。这五年内,城市化率将首次超过50%,绝大多数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而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将降至10%以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未来五年也面临严峻挑战。虽然农业占GDP的比重将降至10%以下,但农村人口依然高达八九亿。而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5亿农民工,依然难以享有市民的权利。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破解“三农”问题障碍重重。
面临新的城乡发展阶段和矛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牵头主办了这场题为“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的中国“十二五”农村改革国际论坛。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国内外专家、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建言。
城市化路径之辩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特殊的困难。据一些专家估计,10多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多的峰值。而即使完成城市化,中国仍将有20%-3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但目前,中国城市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不可能返回农村,这造成诸多问题和冲突。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46.6%,但与工业化水平和同等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加快城镇化步伐,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的强大动力。
但是,中国应该坚持“正确的城市化”,警惕“没有人的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中国城市化水平被大大高估了。在他看来,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实际上不算城镇人口。
在他看来,应该实事求是评估这么多年来城市化的成果。各地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更多强调的是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人口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原中农办主任段应碧指出,2030年左右,中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可能降至7%-8%,城市的人口比重将上升到70%左右。推进城市化,必须要把农村居民转为享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的城镇居民,不是转变成所谓的农民工,更不是转变成城市贫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此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目前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应力争在五年内“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中国应该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突破口,纳入“十二五”规划,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推进改革。
迟福林建议,未来五年,要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户籍限制。前三年,可全面放开中小城镇户籍限制,此后逐步基本放开大城市户籍限制。到“十二五”末,应把农民工“暂住证”统一改为“居住证”,实行统一管理。
权衡“村庄撤并”
近年来,很多地方在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把原有的村庄整体拆迁,农民集中居住到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原村庄用地和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借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城市近郊区征用同等面积的耕地,用于城市或工业建设。
通过这种试验,城市建设用地有所增加,但由于农民集中居住后,原宅基地和村庄复垦为耕地,确保了一定区域内的耕地总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试验区,这种“增减挂钩”的指标还可以在不同县(市、区)之间交易,集中居住的农民也能由此获得一定的土地收益。
这被形象地称作“宅基地换房”。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早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集中居住”对其影响不大;但对那些二三产业并不发达的区域,盲目推进“集中居住”,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损害农民的土地权利,造成诸多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宅基地作为农民的不动产,政府把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省下来的建设用地指标,调整用于房地产或工业发展,所得的巨额收益,本应归农民集体所有,但事实上,农民只能分得土地收益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农民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专业官员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程同顺指出,当前有些地方推行的“宅基地换房”,实质上是农地被政府征用的过程,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源被重新配置的过程。经过“宅基地换房”,农地的所有权由农民转入政府手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陈锡文在主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数量减少了,但由于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这些农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也强化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陈锡文警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保持对现有土地法规和政策的敬畏,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迟福林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加快改革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土地管理体制,在农地物权保障薄弱、不能抵押的情势下,让农民以土地权利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常红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