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国家地位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人民币也重新唤起世界的注意。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的现金量迅速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信誉正逐步提高，人民币有可能再一次成为国际货币中的“良币”。人民币难以遏制的强势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或许正是在预示着世界经济中心的再一次偏移，预示着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正在崛起。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确立人民币强势战略，应该是中国大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对持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学人新论冯冰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民币也正在往强势货币发展，其强势不仅表现在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更表现在人民币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为人民币强势奠定了基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人民币实行强势战略将有力地促进和支持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强国无弱币，这已经是历史证明了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壮大之时，也是该国货币呈现强势之机。纵观历史，经济的强大必定造就货币的强盛，经济霸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国际货币的流转，16世纪世界经济的核心是意大利、19世纪英国独霸全球，到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与此同时，货币领域也在风云变幻，16世纪意大利的达克托成为国际货币，19世纪达克托的地位被英镑颠覆，到20世纪美元取代了英镑。由此可见，正是强势经济支配着该国的强势货币，主导着相应历史时期的国际货币领域。中国的崛起与人民币强势的显现同时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持续发展推动着人民币逐渐走强，在强劲态势下，人民币正在走出国门，成为区域范围内的硬通货。

然而，另一方面，货币战略安排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选择正确的货币战略，就会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甚至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几千年前，我国最早的经济学家管子就指出了货币战略的重要意义。“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管子：《乘马数》，《地数》)。“乘马”本义是四匹马的意思，被引申出来代表货币的价值，也就是说一国单位货币能够购买的实际物质的数量。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货币是不统一的。管子的意思是说一国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不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同等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低，否则就会把利益送给别的国家，甚至于会造成亡国的严重后果。这里管子提出了两层含义：一是国际市场上(当时的各诸侯国比较接近于国际市场)实行的“良币驱逐劣币”的货币规则；二是货币弱势战略不利于国家的强大，会使国家利益流入其他国家。

古代中国货币就曾经是当时的“良币”。在长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独具特色的中国钱币大量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从而成为东方的国际通用货币，在古代东方世界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货币流通区域。在朝鲜，出土了大量的齐国货币以及汉、宋、明的货币；在越南出土了许多两汉至六朝的钱币；在南方的丝绸古道和北方的丝绸之路上，都不时有中国古代的钱币出土。在日本，更是长期通用中国钱币，秦汉时代的半丙、五株、大泉五十等铜钱先后在日本各地出土，出土的唐“开元通宝”等铸币计有5万枚以上，宋明钱币的流入更是不计其数，使日本国内呈现出中国钱币独占货币流通市场的局面。明治维新以前，中国钱币在日本流通了一千多年，中国钱币几乎统治着日本的货币流通市场。

货币战略选择失误，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17世纪以后，在西方列强迅速发展，走进工业时代的时候，我国的发展却开始滞后。造成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本文想说的是当时货币战略选择的错误，对经济的衰退具有重大影响。

17世纪开始，中国的货币也开始衰弱，中国的主要货币白银持续贬值。当时美洲的白银被大量开采。据统计，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大约生产了10万吨至13万吨白银，而这些白银近一半流入了中国。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葡萄牙人用白银为日本、印度、中东及西欧市场购买中国货。因为中国人销售货物时只收白银。白银流入的初始时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处于扩张状态；赋税制度发生变革，实行“一条鞭法”，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转变；货币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运行稳定。然而，大量白银持续流入，推动了通货膨胀的产生，自康熙晚期开始，百物腾贵，物价持续上涨，居高不下。白银的持续流入还支持了人口的扩张，18世纪末人口增长至清代以前人口最多时的3倍。

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还因为从白银与黄金的世界比价看，白银价格在中国大大高于欧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新大陆的白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8—199页)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18世纪中国的金银比价保持在1∶10或1∶11，而欧洲为1∶15。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通过套利，欧洲商人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

美洲白银的流入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扩张。但正是这种生产和人口的扩张形成了1800年以后长时期的发展阻力。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从而缺乏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的需求和冲动，失去了转化的契机，生产和贸易也随之衰退。相反，欧洲人借助美洲白银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由于他们的人口-资源比大大低于亚洲，高工资促使人们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发明和利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到19世纪时，中国对其他国家持续几个世纪的贸易顺差，使西欧国家极力寻找能卖给中国的商品，最终它们找到了鸦片，并通过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改变了对中国的逆差，也逐渐把中国带入了屈辱的近现代。

货币购买力的不断下降，加上汇价不稳定，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1820年-1950年，世界经济开始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

货币是有力量的。它有效地克服了物物交换的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布罗代尔曾阐述过经济世界的中心偏移路线图。欧洲金融史告诉我们，贵金属作为主币，也是顺着这条路线图行进的，而且是先于经济中心偏移之前到达。1202年威尼斯的达克特银币、1609年阿姆斯特丹金币、1716年的英镑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国家地位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人民币也重新唤起世界的注意。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的现金量迅速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信誉正逐步提高，人民币有可能再一次成为国际货币中的“良币”。人民币难以遏制的强势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或许正是在预示着世界经济中心的再一次偏移，预示着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正在崛起。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确立人民币强势战略，应该是中国大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对持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