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裤、麦当劳、好莱坞、迪斯尼、NBA、摇滚乐、互联网、信用卡……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这些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文化标记也在世界各个角落大行其道，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面临着西化的影响。

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对我国文化处境的反思，对文化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中央适时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

文化体制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卫生体制改革之后，中央的又一重大决策。在3月底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这项决策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这次会议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了总结，并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国家此时力推文化体制改革，希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形势紧迫、更是责任使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章建刚说。

全球化的紧迫形势

接受采访的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陈少峰也屡屡提及“紧迫”一词。这个“紧迫”，源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源自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的压力，也源自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压力，但都跟全球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如今，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影响越来越大，大家竞争的不仅是产品，还争相输出理念、输出制度、输出创意。而我国的文化产品缺乏竞争力和号召力，这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陈少峰说，如果不含计算机、旅游等，我国的文化产业约占GDP的3%，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一般可达到占GDP的10%～12%。而且，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近年来，每进口1000种图书，出口不到30种。

这与美国、日本的相比差距自然很大。即便与韩国相比，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就，也不得不让我们刮目相看。陈少峰说，通过设立高级别的文化产业专门管理协调机构来扶持和支持文化产业，韩国已成为继日本之后，在文化产业领域快速崛起的另一范例。无论是音乐、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手机游戏，韩国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其文化产品流行东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韩流”。

相对于近邻壮大文化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刺激，陈少峰更重视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影响：“有个调查显示，在8～18岁的青少年心目中，前10位的卡通形象都是外国的，我国自己的孙悟空等都排不进去。”

这是我国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其吸引力遭遇严重挑战的一个缩影。陈少峰分析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底蕴不厚、内涵不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产业的主流消费群体——青少年，他们的审美取向很多都被熏陶得偏好外国口味了。另外，也是由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不够科学合理，导致文化产品的内容创造力不足。

他认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积累下丰厚的文化底蕴，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我们文化资源的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的优势，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还达不到“既能走出去，又能守得住”的水平。可以预见的是，伴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基本结束，国外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外文化的碰撞将更为激烈。而代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许多国有文化单位还停留在传统体制，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实力。为了自救，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提高文化产品竞争力、促进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此外，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更多输出我们的文化，也可以避免世人对中国崛起产生误解，把我们当作单纯输出产品的经济动物。而且，既然选择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我们就应该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温和、我们的魅力。”陈少峰表示，“日本的卡通、漫画很多都非常可爱，不会很张扬、张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人们对日本人的反感。我认为，这比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功夫更有价值。”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环境，面对的是一个文化市场资本和投入日益多元的复杂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准确地传递我们的国家形象，巩固和扩大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阵地，增强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巩固文化领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如果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感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那么对改革的责任感，则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这一背景不容忽视。

章建刚将“责任”表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并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政府有责任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第二，发展的含义中应当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一个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它的发展才是健康和谐的，也才能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政府有责任努力创建这样的体制和机制。

“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一度并不明确，于是在一些公益性文化事业中，有的主管部门实际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比如一些博物馆门可罗雀，弱化了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章建刚看来，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诸如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且设备陈旧，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国外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侵权盗版屡禁不止，甚至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等问题，都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尽快用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此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我们有很多优秀人才，比如很多电影人的作品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文化发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文化工作者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创作和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促进文化自身繁荣，使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适应市场经济的全新环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大背景是现代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文化体制大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

陈少峰对这一矛盾的表述是，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于传统体制的模式，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造成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又长期依赖政府。

章建刚则看到另一种尴尬局面：非公资本在市场上迅速发展，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却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守着金山、端着银碗向政府哭穷。他举例说，几年前，同样在旅游资源丰富的丽江，宣科组织起一拨老年人靠表演纳西古乐收入颇丰，而丽江歌舞团领导却不得不经常找领导要钱。思维惯性使得一些人认为，文化单位天经地义就该靠政府拨款。

当然，这种局面的扭转最终需要冲破体制的障碍，把混淆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之间的性质厘清，把混淆的事业职能与企业功能捋清。具体而言，需要政府“养起来”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应该经费到位，并通过内部改革增强其活力；同时，需要政府“放开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则应鼓励其在市场竞争中学习生存，并壮大实力。

由试点走向全面铺开

在这三个大的背景取得基本共识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陈少峰说，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前是不提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章建刚的解释比较通俗，十六大不但承认了文化产业，而且对其作出了价值判断，认定这是一件好事，因此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去办这件事了。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

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强调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

一方面是理论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改革的实践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在9个省市和35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以此为起点，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转入试点先行的摸索阶段。

《望新闻周刊》获悉，两年多来，试点地区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已经基本清晰。同时，积极改进审批方式，简化审批事项和程序，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积极探索对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管的新途径、新办法，探索解决文化领域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模糊、出资人不到位的问题，使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与经济体制改革并轨。

有关机构完成的《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认为，上述措施将理顺产业发展的环境，极大地解放文化生产力。因此乐观预言：存量领域国有文化资产之间兼并、重组、整合的速度将加快，迅速产生一批跨行业、跨媒体，具有品牌竞争力和战略投资力的产业集团，大大提高我国文化市场的集中度，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浮出水面。新型的文化产业格局将有利于政府对文化产业实施基于市场的内容监管，推动“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的形成。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将融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一框架，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全面融入国民经济的统一市场。

陈少峰认为，此次试点，有两个重要的动作：一是企业集团从管理部门剥离，比如出版社的企业化改制；二是盘活经营性资产，比如歌华有线上市。但从整体来看，试点选取的多为“优质资产”，历史包袱比较轻，阻力相对小，情况也不算复杂。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目前的工作则是要整体推进。在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甄别后，原有文化单位的命运大致有三种：符合公益性文化事业标准的要强化其公益属性；不符合标准的文化单位，如果具备条件就要进行转企改制；既不符合标准又不具备条件的文化单位则可能被解散。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

章建刚的看法则是，所有改革都应分为开放市场和再造微观组织两个方面，前者更为重要。但从试点情况看，主要尝试的是后一项工作，市场的开放度依然很小。换言之，真正的竞争还没有到来。而且，试点中组建起来的大集团，究竟之间发生的是大家乐于看见的化学作用，还是仅仅捏到一起的物理作用，还不好下结论。更重要的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区分并不容易，即便从道理上看容易操作，在实践中也会面临国情的制约。

因此，面对今年年初发布的系统性更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章建刚表示：“我认为中央此时做出这一决策是国家的一大幸事，因为越早改越主动，越晚改代价越大。但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万分急迫，但因关系重大，必须充分发挥有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积极稳妥地加以实施。”（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