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访谈。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包括当地的环境问题，区域的环境问题，以及国际的环境问题。如何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谐有序地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也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此，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研究员杨多贵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网]:
杨老师，您好。
[杨多贵]:
您好！
[中国网]:
我们经常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个词语，而且可持续发展也是“十一五”非常热门的话题，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杨多贵]:
从学术界来看，可持续发展这个词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原始的定义，就是1987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在布伦特兰夫夫人领导下，对全球发展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本书，对可持续发展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威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危害子孙后代的发展和基础。
[杨多贵]:
从这个定义来看，核心是强调代际公平，就是我们这代和子孙后代应当公平、公正、和谐。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国际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不一样,比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在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之下，这才叫可持续发展。
[杨多贵]:
像世界银行，在经济方面来说，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子孙后代和我们拥有一样多的财富。但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认为他们的定义还有一些缺陷，因为他过分强调代际公平，就是说上一代和下一代，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这么考虑，同是处在当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包括像中国也是这样，北京、上海和西部存在很大的差距。
[杨多贵]: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还要保证代内公正，就是同时代的人，生在不同的地域，不能因为生在不同的地域生活质量各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消除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杨多贵]:
从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应当强调三个平衡：一个平衡就是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应当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匹配；还有一个就是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后代的努力达到平均。就是我们为自己谋利益，同时我们也要为子孙后代谋福利达到平衡。
[杨多贵]:
第三，代内平衡。就是说人类为本地区的发展努力，也要能够同时为其他地区共同努力，我们生活在北京，不应该只考虑北京，还应该考虑贵州、西藏等地区，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这样他们共建、共享，共同努力，这样一个平台达到了，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就可以达到了。我们从三个平衡角度来对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新的理解。
[中国网]:
刚才您也提到，不仅是国内，国际上都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我想请问一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杨多贵]:
为什么提可持续发展呢？应当说二战之前，我们在全球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高的。按现在来看总量不是很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地球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还允许经济发展。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到独立的发展轨道，资本主义国家也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到了六七十年代，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等。
[杨多贵]:
过去我们说以GDP为中心，衡量经济发展主要看GDP涨不涨。到了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发达国家首先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出现了问题，环境污染特别厉害。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有，所以他们首先提出了不能这样发展下去了，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改变，就是要改变现在说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环境、高浪费的模式。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好多国家就率先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网]:
既然这个理论有了，国际和国内有没有什么里程碑式的行动？
[杨多贵]:
可持续发展提出之后，应当说从理论的萌芽到战略的形成，到真正具体的落实，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较细的我就不讲了，标志性的东西大家还要知道一些。比如1962年，蕾切尔·卡逊有一本《寂静的春天》，她是一个女性，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先知先觉者，这本书提出人类要保护环境，要关心地球，当时,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受到一些传统的工业组织、工业公司、一些生产化工用品公司的威胁，说它对我们的发展有影响。
[杨多贵]:
这本书写的非常生动，为什么叫《寂静的春天》呢？春天到了，本来是鸟语花香，但是非常寂静，所以她就呼唤春天像过去一样要春光明媚。还有一个是1972年，我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是罗马的一个思想库，他们提出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理解，如果全球经济发展，按过去消耗那么多资源，大量消耗石油，全球的经济就要崩溃，所以他们呼唤要停止增长，叫做零增长，这种理论对当时全球经济来说是一片火热，大家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到了1973年是中国石油危机，这个理论一下红极一时，现在来看这个理论还是有一定缺陷的，但是给我们敲了一个巨大的警钟。
[杨多贵]:
1972年在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发展环境大会，发表了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把环境保护、争取和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列为全球的三大目标之一，可见当时生态环境已经被十分重视了，同时把环境保护也纳入进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杨多贵]:
1987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本书，提出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观点。从搞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本书的出现标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初步形成了。
[杨多贵]:
到了1992年，应当说是一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环境大会，18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102位国家首脑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又叫地球高峰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里约热内卢环境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文件是指导全球各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的一个新东西，里约会议十年之后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十年之后联合国系统总结了可持续发展十年以来的经验、成就和问题，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事。
[中国网]:
国内有没有什么行动？
[杨多贵]:
应当说国内和国外是连在一起的。国际上的发展中国参加也比较早，1972年开“联合国人类发展大会”的时候我们国家派代表也参加了，我们国家的代表也提了一些思想，我们很早就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杨多贵]:
1992年的时候，我们在里约宣言上、《21世纪议程》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面签字，标志着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认同了可持续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大事，全球五分之一的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定下来了。
[杨多贵]:
那次会议之后，我们国家准备着手制定标志我们国家环境发展的《21世纪议程》，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的东西；1994年，出版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这个议程应该说是全球第一个国家级的，中国第一个发布了这样一个议程。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是非常认可，包括联合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表示出非常大的关注。
[杨多贵]:
到1996年，我们国家的跨世纪两个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计划当中去了，现在叫规划了。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也是大事。2003年，我们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应当说是我们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是过去可持续发展的升华，我感觉国内的事件很多，我讲一些比较重要的。
[中国网]:
杨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21世纪议程》，可能很多网友朋友都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现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内容？
[杨多贵]:
1992年的时候，李鹏总理当时开会之后回来，我们国家着手成立一个班子，着手起草中国的《21世纪议程》，到1994年3月15日，当时的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又叫做《中国人口环境和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的具体环境出发，提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杨多贵]:
《21世纪议程》包含的很细，第一次谈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谈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谈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总体在报告当中是一个大部分。
[杨多贵]: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报告时有一个大的计划，报告出来以后还要有相应的计划来支撑，有重点的项目，我们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21世纪议程》，优先提出项目计划，近期目标以及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对长期目标就提出到2010年，重点是要恢复和健全中国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的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社会保持在繁育和承载自然资源的能力内，探索一条高效、和谐、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对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杨多贵]:
1994年我们就有很大的目标，应该是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着眼全球，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球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也非常有远见，当时就提出了，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但内涵里面都包含了这些东西。
[中国网]:
只是名称还没有定下来。杨老师，我们看到有些发达国家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的手段，作为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也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把经济发展好了再来管环境问题，是这样吗？
[杨多贵]: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现在国内确实有一些人，或者是少数领导干部还存在这些想法。其实我认为这个认识有误区，从我们搞研究的角度来看，国际上发达国家确实走过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这个东西通过我们做研究、做学术的验证，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规律，这样的规律叫做倒U型曲线，所谓“先发展后治理”，这样的倒U型曲线像一个坐标图，一个横坐标图代表人均收入的增长，纵坐标图代表环境恶化，当我们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一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收入提高了，发展经济的时候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杨多贵]:
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是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正值手里有钱，他们觉悟了，想过生态环境优美的日子了，就开始花钱治理环境。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高污染产业慢慢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他们的发展慢慢变好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不断变化。
[杨多贵]:
这就是一个难题，“先污染后治理”是倒U型曲线的道路，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发展经济就牺牲环境，牺牲环境就发展经济，如果想双赢，当然大家都渴望双赢，但是对于这个阶段来说，有一定的阶段性。
[杨多贵]: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来看，比如说美国、日本，他们的人均GDP美国是11000美元的收入，日本可能是4000美元的收入，开始大量治理环境。这样的情况对中国来说现在行不行？大家都说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走通了，我们怎么走不通呢？我想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不适用。
[杨多贵]: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观点说生态环境破坏一点、污染一点，等到我们富了以后再来治理，针对这种情况国内有些学者、一些领导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应当说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水平相对比较低，同时我们消耗各种各样的资源比较多，居世界第一位。
[杨多贵]:
中国要想达到世界、西方国家的水平，我想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小康，我们当时提出人均3000美元，如果中国按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的话，到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环境肯定破坏的一塌糊涂，可能再也恢复不过来了。我们说生态环境都有一个弹性，有一个承载能力，一旦超过了这个承载能力可能就是不可挽回了。
[杨多贵]: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到不了3000美元，按过去老的发展模式,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我们可能来不及。现在有人说，如果这种观点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国家东西部差距比较大，人家说东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了，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了，比如浙江、江苏等地。言外之意，中国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元再治理也行，这就错了。
[杨多贵]:
有一些专家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人均3000美元，污染一点问题不大，虽然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处于1000—3000美元的过程，如果不注重生态，不控制污染的话，我们的江苏、浙江再加大环境治理也难以奏效，因为中国地势是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西部是上风上水，一旦破坏治理难度很大。即使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仅为1000美元多，但是对环境的问题、对生态问题我们认为还不行。
[杨多贵]:
我们现在的发展条件和西方不一样，当时欧美包括日本资源不足了，可以从外部世界来进口，中国现在消费了好多资源，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国际上还有一个中国威胁论，为什么威胁？资源威胁，还有环境，中国排放二氧化碳居于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再这样，大量消耗资源，比如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多，对全球的变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国际上都对我们有意见。应该说我们国家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杨多贵]:
我感觉到中国目前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候，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环境保护。否则这条道路还不能像现在有些人人为地先污染、后治理来走，所以我们要先保护，然后再发展，必须这么来走，因为我们的条件和过去不一样。
[中国网]:
现在国内有相关的政策，关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出台了吗？
[杨多贵]:
我结合最近“十一五”规划讲一讲，这可以集中体现我们的一些措施。今年2月14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刚刚出台。提出了充分认识做好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用科学发展来统领环境保护，发展这样的长效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突出的问题。把境保护提到了议程目标，2010年重点地区和环境的质量得到改善，五年之内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杨多贵]:
生态环境恶化的基本趋势得到遏制，这不要看字面上很简单，趋势得到遏制这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还没有调整过来，能够遏制住难度是非常大的。
[杨多贵]:
应当说如果真的遏制住了，我们的成就非常大。同时还提出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就是说我们到了小康社会的时候，环境应该比现在好，生态比较舒适。同时在“十一五”期间，在“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我们提出了一些目标也可以体现出我们对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杨多贵]:
“十一五”我们的规划提出了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总产值2002年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耗能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这个是很难的。
[杨多贵]: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耕地减少或减少过多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这也是我们“十一五”规划里面提的目标。其实在各地，像北京、山西，都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北京“十一五”期间提出水耗要降低20%，山西提出万元产值的水耗要下降8%左右。万元地区的总产值、污染排放下降10%，山西也是一个煤炭基地，污染很严重，都制订了今后治理的规划。
[杨多贵]: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也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到更远一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应当有一些大的目标，比如主要的能源、资源需求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我们希望总量达到最高峰了，不要再增长了。
[杨多贵]:
生产效率和生态效率大幅度提高，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并好转，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提出到2020年实现资源生产率和生态效率两到四倍的跃进，但不是过去大跃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一半的资源创造双倍的产值。我们用的资源少了，我们创造的财富反而多了，这是我们提出的四倍跃进的概念。
[杨多贵]:
“十一五”期间，要做好几项工作，首先是中央提出的贯彻落实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各地区，包括企业、家庭，都在节约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制度。第二是建立一个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必须有政策的保证。第三，还有支撑体系，没有支撑体系应当是做不起来。支撑体系是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应当彻底改变，根据我们的研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同全球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相比，我们偏高。
[杨多贵]:
根据我们的研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耗能高，第三产业创造同样的价值，第三产业耗能就低，如果调整过来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能耗就下去了，从生产模式来说一定要调整我们的结构。再就是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现在我们还不富裕，但是国内都是走奢侈型的道路，跟西方工业化国家学，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因为我们的资源特别少，应该更加珍惜，节约我们的资源。
[杨多贵]:
还有一个就是城市发展模式，所谓城市发展，我们现在城市、区域发展之间好多资源不能共享，基础设施不能共享，比如沿海地区，长三角，包括京津冀，基础设施，机场、港口都不能共享，其实建一个东西都有好多意义，但不能共享，这样是很大的浪费。
从某个方面讲，盘活存量资源就是节约，就是共享，本来这个东西只在一个地区用，如果两个地方、三个地方都能共用,资源效益就出来了，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
[杨多贵]:
还有一个，我们搞可持续发展，建立节约型社会，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支撑。我们知道，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出台了，我们相应的保障措施也出来了。这里面科学技术要有可持续发展，要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强大的支撑，没有科学技术建立不起来。
[中国网]: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在政策和管理体系以及相应调控机制这方面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出台？
[杨多贵]:
我特别想谈这个事。因为这个比较受关注。我们说可持续发展，在政策和管理体系上必须有大的动作，在机制上有所保证。怎么保证呢？如果保证不了，将政策、管理制度以及部门之间关系不理顺，很多事情落实不了。比如九龙治水，谁也治不好，水利部也提出了这个观点。要有政策、制度管理他们，大的层面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杨多贵]:
我结合“十一五”说一下，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首先从决策开始，不要出了事之后才去管、才去问，首先从决策开始注意，使它不要犯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的错误，要从源头控制。
[杨多贵]:
1994年我们国家在全球率先制订了第一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应该用这个法来指导方方面面，比如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节能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措施。
还有就是一个制度建设，比如说我们认真落实现在开始试点的绿色GDP的核算，这还得落实。还有一个生态转移支付政策，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评估制度。
[杨多贵]:
首先我讲讲决策机制。1994年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出台的时候，就提出我们要建立综合决策机制。应当说提出之后这么多年了，联合国也比较关注综合决策机制问题，提出这么多年了，我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我感觉所谓的中国决策，大家感觉可持续发展中国决策是什么意思？建设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就是说我们在决策过程中要科学化、民主化，具体落实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杨多贵]:
在决策中正确处理好发展研究，就是经济决策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不是说经济部门发展，干自己的事情环境部门不知道，应该是相互通气，相互沟通，把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结合起来，对生态发展、环境保护综合评定、全面考虑。
我们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综合效益最大化，这里面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应当说体现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在机制上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法制化，有这样的内涵。
[杨多贵]:
可持续发展制度是我刚才说的，综合决策既要考虑代际也要考虑代内，地区之间有差别要考虑不能差距太大，不能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我们发展经济，一个重要决策出来，发展经济不能牺牲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这里面环保部门要参加，上工程项目我给你进行战略环评，看是不是对子孙后代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就不上，要对利益进行综合评估。过去我们上好多项目和工程，从经济角度考虑比较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有不少，历史上也犯了一些错误。
[杨多贵]:
作为研究学者， 我感觉未来几年建立和完美综合决策机制特别迫切。
第一，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的综合体系、领导机制、协调机制、激励机制。协调，环保局、水利部、发改委，包括商务部，部委之间要有一个协调机制，搞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比如环保局环境保护，别的部门不理也不行，水利部治水，其他部门协调不好，不同步也不行，这里面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要有一个大的举措和动作，向进行保护。
[杨多贵]:
第二，建立完善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的评估体系。确立可持续发展决策的评估制度，就是这个评估制度的落实，我们参加这个评估，上一个项目要评估，发展规划、发展计划也要评估，把环境保护、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作为很重要的一条评估指标来看。
[杨多贵]:
第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干什么事老百姓要知道，老百姓有发言权。同时还要培养群众积极参与的能力，叫做走群众路线。提高群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觉悟，保证群众参与可持续发展自卫权、咨询权、决策和监督权利，不能说我们干什么事情、上什么项目老百姓都不知道，比如我们上高污染项目老百姓都不知道，那不行，应当是群众参与。
[杨多贵]:
第四，我感觉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执行手段。过去抓计划生育是一把手来抓，我们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提的这么高，我们的一把手亲自抓，落实领导责任制，我想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可持续发展重大决策事项应当接受人大、政协及新闻舆论的监督。政府做事，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人大、政协、新闻媒体有权利监督，同时要积极。
[杨多贵]:
第六，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重大决策过程的信息发布制度、听证制度。现在好多价格都建立了听证会，对于可持续发展应当建立一个信息发布制度，让老百姓知道关于各方面的情况都知情，身体被污染了，被损害了还不知道，应当说现在我们国家比较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快，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是乐观的。
[杨多贵]:
下面我谈一谈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些构想，从我们战略研究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应该有这么一个根本大法，我们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杨多贵]:
我刚才说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我们也做了很多，而且也就在眼前了，安南秘书长也对我们做了表扬。1994年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2002年里约会议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带着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系统总结了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法律法规建设上一些重要的经验，介绍自己有多少部法律，基本经验、成就。
[杨多贵]:
那次报告就提出，到2001年年底，国家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两部，《自然资源管理法》13部，防灾减灾的法律3部，以及相关的条约修改，做了很多工作，从部门的角度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
[杨多贵]:
当时，还提出加快可持续发展历程加快执法力度，走向法制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这是在2002年的时候提出的，我们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当时对可持续发展制订了好多法规，进行总结。同时提出未来还要可持续发展，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杨多贵]:
我们理解中国到现在，在理念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样一个发展观，在行政上、制定法律上，我们建议应当制定一个中国可持续发展基本法，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深入实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和保障，做出新的榜样。
[杨多贵]:
这里面我们想了一些东西，首先是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它应当是指导、制定和修改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这样一些法律法规的根本大法。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好多法条条框框改了，但可持续发展理念没有融进去。
[杨多贵]:
所以我们提出，对过去已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正，要有一个指导。以中国可持续发展基本法为核心，一方面对我们过去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订；另外制定资源保护法，天然气基本法、循环经济基本法。
[杨多贵]:
我们循环经济发展也很快，虽然我们不是提出最早的，但力度是最大的。我感觉也得有法律法规，这样可持续发展报告，人口健康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可持续发展大的基本法指导之下来制定的。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中国网]:
非常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
[中国网]:
我们人类的消费需要不仅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应该包括生态需要。我们几千年的发展用血的代价换来了这样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我们也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一定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谢杨老师做客中国访谈，再见！(2006-03-06 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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