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创新扶贫体制机制力争有贫必扶有困必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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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创新收入递增 贫困锐减
——贵州创新扶贫体制机制力争有贫必扶有困必济
余庆县松烟镇的阳光水岸农民社区,环境优美,白墙碧瓦,被誉为农民别墅区。本报记者 李勇 摄
近年来,贵州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不断改革创新扶贫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了农民收入连连增、贫困人口年年降目标。
减贫摘帽——
25个贫困县“摘穷帽”
导致贵州贫困落后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环境和人的因素。全省88个县(市、区、特区)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有50个。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当其冲就是要摘掉50顶“贫困帽”。
贵州率先出台了“摘帽不摘政策”的扶贫开发新政。省级预算安排奖励资金33.7亿元,扶贫项目向申请“摘帽”县倾斜,“摘帽”后继续享受国家重点扶持政策,选拔重用扶贫开发有功的干部。
“摘帽不摘政策”激发了贫困县的积极性。
2012年,作为全省第一批“减贫摘帽”试点县,江口县当年就甩掉戴了20多年的“穷帽”。
县扶贫办副主任杨震说,“减贫摘帽”后,所获扶贫项目和资金按全县贫困人口数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村数量、农民收入等因素法分配,不再需要“跑”和“要”。
摘掉“贫困帽”后,2013年江口县获得扶贫项目资金9178万元,2014年获得8419万元,均明显高于摘帽前的每年2000多万元。
4年来,省级财政已发放17.5亿元“减贫摘帽”专项资金,支持25个县525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17名业绩突出的县党政正职获提拔重用。
精准扶贫——
5万干部“结穷亲”
去年,贵州开始全面推行精准扶贫,扶贫项目和资金从以往的“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
精准扶贫,准确识别贫困对象是第一步。各地按照户主申请、村民小组提名、村民代表评议、村委会审查、乡镇政府审核、县扶贫办复核、县政府审批等程序,通过实物工作法和民主评困等方式,准确识别贫困对象,总结出了“四看”法等很多好经验。2014年,贵州完成贫困乡镇934个、贫困村9000个,人口745万人的信息录入工作。
精准扶贫对象户确定后,关键还要有合适的方式把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精确落实到贫困户身上。
“滴灌管道”就是同步小康的驻村干部。2014年,贵州共选派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和大学毕业生、农村知识青年5.5864万人,组建成1.159万个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实现了全省贫困村全覆盖,做到了一村一支同步小康扶贫工作队,一户一名脱贫致富责任人。
今年,又继续选派5.7万余人,组建1.1万个工作组,赴全省贫困村开展驻村帮扶。
干部结了“穷亲”,开始逐户量身定制脱贫良策: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通过低保和社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可以实行产业扶贫的地方,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对于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的群众,通过扶贫生态移民实现异地脱贫。
滴灌润穷根,帮促结富果。通过实施结对帮扶、产业扶持、教育培训、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六个到村到户”,去年,122万人迈上发展新路。
专注扶贫——
民生为大,面子事小
贵州去年出台《贵州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对贫困县的工作考核由GDP为主转向扶贫开发成效为主,围绕扶贫开发的权重设置占整个考核体系的80%以上,让贫困县领导干部树立“民生为大、面子事小”的执政为民意识。
2014年10月,关岭、紫云、赫章、雷山等1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成为首批取消GDP考核的地区。因为均地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具备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条件,考核重点放到了农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就业与收入、生态环境、群众满意度等方面。
几年前的雷山县,近半财政收入依靠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与当地的山清水秀格格不入。
如今,在没有GDP压力的雷山县,绿色产业正取代高污染工业,全县建成绿茶基地14.78万亩,去年茶叶产值逾8亿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6亿元。近6万人从事天麻、蔬菜、黑毛猪、林下鸡、杨梅、葡萄等绿色产业,年创产值10多亿元。1.2万人加工银饰和苗绣,年产值逾3亿元。
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从2014年起,贵州全面落实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制度,扶贫资金由省主要按因素法分配切块到县,实行目标、任务、资金和权责“四到县”制度。
一系列扶贫新政调动了各级干部注重发展、关注民生的信心和决心,加快了扶贫开发步伐。2011年至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从1149万减至623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3.4%下降到18%；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53元提高到5909元,增幅高于全省农民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