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小微企业融资后放贷跑路 大量农户为风险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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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多地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小微涉农企业集资行为不断增多，并在揽储后高息转贷他人，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局地已经出现老板“跑路”或“失联”现象，导致大量农户成为风险兜底者。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表示，类似的民间金融活动目前处在监管真空地带，具有隐蔽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一旦出事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亟待引起重视。
老板“跑路” 农户兜底
在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道办，不少水产养殖户都加入了当地的群发水产养殖合作社。今年初，合作社理事长汪群飞向社员收了45万元“饲料预付款”，加上自己的25万元，而后将钱交给了湖北仙桃市仙发饲料有限责任公司。5月28日，该饲料公司倒闭，老板“跑路”，一度引发大量养殖户上访。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汪群飞从社员手中收上来的钱，既不是用于社员内部互助，也不是普通的“饲料预付款”。
从双方签订的合同看，合作社除了可购买相应数量的饲料外，还可向公司支付“预付款”，并享受不同程度的利息收益。以这笔70万元的款项为例，根据交款时间不同，“返利”分为三个等次：在元月31日前预付，万元利息1000元；4月15日前预付，降为700元。与此同时，饲料价格保持在交款时的水平，不会在旺季涨价，有的还承诺一定额度的差旅费。
汪群飞和他的社员们并不是这起事件中唯一的受害者，湖北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长港农场的高光明告诉记者，他将从170多户社员手中筹集到的323万元，加上自家投的40万元，总计363万元给了仙发饲料公司，“这段时间，天天有养殖户来要钱、要饲料，家里的门槛都被踏破了。”
根据调查，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类似事件也时有发生。今年4月，河北广平县伟光蔬菜种植合作社法人“跑路”，卷走资金1.4亿多元。之后不久，山东临清市东旭蔬菜种植合作社也发生“跑路”事件，涉及资金2000多万元。在河北馆陶县，一家大型合作社老板“失联”后引发“多米诺效应”：不少小型合作社也出现了资金无法提取现象，相继倒闭。
河南许昌市中级法院有关人士介绍，2012年～2013年许昌全市法院共办理6033件民间借贷案件、17件集资诈骗案件以及11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较往年明显增多。经过梳理后发现，农村小微企业揽储后高息转贷他人，因未能及时收回借款导致无法还款给储户的，仅民间借贷案件中就多达1611件，占26.7%，涉及农村居民2800余人、小微企业主158人；由此引发的28起刑事案件涉及受害人5000余人，犯罪数额多达6.2亿多元。
高息是“诱饵”
记者调查显示，大量农户之所以选择给合作社集资，除了可享受各种优惠外，更重要的是受到高额利息诱惑。
今年3月份，群发合作社社员汪六军一次性交给汪群飞8万元。他告诉记者，由于饲料价格上涨过快，自己从2001年开始就采取“预付款模式”购买饲料。“提前给钱，每吨可以便宜300元左右，而且还能得一点利息。没想到企业倒了，钱也没影了。”
馆陶县有关合作社社员也表示，他们在参与集资后可免费办有线电视，还能免费获得麦种或玉米种，存一万元送一亩地的种子，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利率高。按照约定，当地一些合作社集资万元年息高达1600元，是银行存款利息的数倍。
在向社员、农户开出高息诱惑的背后，大多数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小微涉农经济体都存在隐性放贷行为，而后者往往也是导致资金链断裂、当事人“跑路”或“失联”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河南固始县郭陆滩乡采访获悉，早在2011年，该乡农产品经纪人刘东升就向村民“借款”，最终从110多户村民家中合计“借”到了550多万元，其中最多的28.6万元，最少的也有数千元。2013年11月，由于转贷后无法将欠款收回，刘东升自杀，集资村民联名将刘东升的儿子告上法庭，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村民汪本芳分四次共计“借”给刘东升12万元。她告诉记者，刘东升的借款利息为万元年息720元，刚好是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2倍。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借钱给刘东升，正是看中了他开出的高额利息。
河南固始县法院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前期调查，刘东升在“借钱”后存在转身放贷、吃息差行为，部分以高利贷形式放给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何学松此前做过农村资金互助方面的调研。据他分析，当前造成一些农村地区集资放贷活动增多、“跑路”事件频发的原因，表面看是农户禁不住高息诱惑，背后则是有关涉农企业在“集资”后并未用于自身发展，而是向外发放高利贷以求短期内“赚大钱”。由于类似金融活动点多面广、隐蔽性强，处在多方监管的真空地带，很容易出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