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银行员工的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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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至今还记得“文革”后看的第一部电影——《乡村女教师》。主人公瓦西里耶夫娜的故事让她青春的热血沸腾。到美丽而壮阔的农村去，为孩子们的梦想而奋斗！这曾经激荡着张丽的心。
30多年过去了，张丽最终没有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而是做了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的一名经理。然而，在她的心里始终留有那份浪漫的冲动。2013年，她主动申请去中国银行对口扶贫的咸阳挂职。
在那里，她看到了乡村的悠然和荒芜；在那里，她带着爱心人士给学校捐款；在那里，她为寒门子弟铺下梦想基石。
田园里不光有轻松悠然，还有粗粝和艰难
张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外地的生活了解颇少。私人银行主要是为富商服务的，她很少接触到穷苦大众。因此，在家里，她总被丈夫调侃“不接地气”，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张丽到咸阳后，她的确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和北京的拥挤、奔忙相比，中国银行帮扶的咸阳“北四县”（永寿、长武、旬邑、淳化）显得安宁、悠然。“在淳化，我看到一个姑娘穿着花裙子，在田园里骑着自行车，真是太美了！那是挤在地铁里的白领永远不会有的。在永寿，有一个老爷爷拉着我说： 你不知道我有三棵树！每一棵都值好几千呢！ 边说边指给我看，那股高兴劲儿是万贯家财的城里人也没有的。”
一切似乎都不像她想象的扶贫县的样子。吃水难已经解决了，曾经盛水的大缸不见了；行路难已经解决了，平整的水泥路修到所有的村口；住房难也解决了，危险的地窑基本上成了难得一见的忆苦景观了。这使她意识到前任和当地政府长期有效的工作已大大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也让她感受到了压力：“我该为当地乡亲干点什么呢？”
不过，张丽很快发现，田园里不光有轻松和悠然，还有粗粝和艰难。
“农村人真少啊！我本来以为，村里应该是房门大开，乡亲们走来走去地唠家常，热热闹闹的景象。可是，现实却是冷冷清清，村里很少见到人影儿，房门也大都紧闭着。”
当前的农村，青壮年都去城里讨生活了，留下“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怎么会不冷清呢？问题何止冷清这么简单。
尽管张丽仍真诚地羡慕着淳化的姑娘和永寿的老人，但说起扶贫县的教育和那里的孩子，她的心会紧张起来：那里教育缺失得太严重了，孩子们的父母进城打工了，老师多数情况只盯着分数和升学率，谁来关心孩子的心灵成长呢？
用善财做善事
张丽似乎忘不了瓦西里耶夫娜。尽管她的身份不是乡村教师，而是咸阳市政府副秘书长，但是她把主要的心思放在学校和孩子身上。
在挂职的一年中，张丽除了延续之前产业扶贫的路子，还加大了教育和公益扶贫的投入。她的前任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2012年在咸阳市挂职的张虹为当地引进了“清华教育扶贫中小学远程教育在线项目”，着手建立了13个“清华伟新教育扶贫中小学远程教育在线”二级网站，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清华大学优质的教育与培训资源无偿输送给贫困地区——她使它拥有了新的面貌。
张丽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举办了“中银-咸阳青春励志夏令营”，邀请“北四县”4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高中一年级学生，去北京访古迹、游名校、探科技等。同时，她依托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公益活动平台，组织客户赴淳化县固贤中学、小学捐款捐物。此外，她还积极联系社会公益组织赴“北四县”参观考察。经过多次沟通协调，香港“为中国而教”公益组织在永寿、淳化两县走访了20余所中小学，计划2014年与永寿县10所中小学开展派驻多学科优秀青年教师的合作，帮助解决该县中小学教师年龄、学科结构严重失衡问题。
“我们私人银行部的客户到固贤中学一看，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现在还有条件这么差的学校。”张丽说，当时，固贤中学的孩子还睡在地上，打个大通铺，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起；所用的课桌只有上下面是木板，其他是用纸糊的；一个篮球架子，有筐没板儿……
后来，张丽通过私人银行部发了通知，客户就纷纷从广东、山东、江苏、北京、浙江、河北赶来了。“最初我们以为这事儿不会有人感兴趣，而且时间很紧，没想到短短8天就募捐到45万元。都截止了，还有客户给我们打钱呢。”善款买了桌椅和高低床后还有剩余，就用来改造电脑室和多媒体教室了。
为了感谢客户，张丽和当地政府在固贤小学搞了个小小的仪式。孩子们将自己画的图画、剪纸，当做礼物送给前来的中行客户。当孩子们用小脏手给这些提前富裕起来的人戴上红领巾时，客户无不感动。一位来自广东的客户说，“我会邀请朋友一起加入到慈善公益的队伍中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客户没有赶上这次活动，纷纷问来年还搞不搞。
“参加我们活动的多是富一代，他们要善财做善事。”张丽说。
夏令营里的特殊气场
2006年，张丽曾经参与组织为VIP客户子女举办“中银奥运夏令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她也想给“北四县”的寒门子弟办一场夏令营，让这些孩子也能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中银-咸阳青春励志夏令营”。不过，这过程中却发生了让张丽极为吃惊的事。
现在仍在长武挂职的崔文伟说，励志夏令营营员的选拔条件有两条：一、学习要好，中考、月考成绩要在前列；二、要出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富裕的先不考虑。这两个条件注定了这个夏令营特殊的气场。
“刚看到这些孩子时我挺不自在的。他们要么低着头不吭声，要么说话不看人。后来，到北京住下，很多孩子不会开空调，不会用马桶。这似乎又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他们和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有显著的差别。”张丽说。
尽管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举止有差，但是孩子们天性上的热情、好奇、可爱却是一样的。很快，这些寒门子弟就融入到这个临时的集体中，也开始唱啊、笑啊，诉说着自己的梦想。
不过，有一个孩子却始终笑不出来。原来他的父母出外打工后离异，父亲在北京重新组织家庭。他想见父亲一面而不可得。张丽他们帮助联系仍是没有成功。孩子被抛弃的感觉深深地伤害着，哪里还笑得出来啊！这令大家为之心酸。
“我们老是说发展的代价是环境、资源的透支，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何尝没有为发展付出代价？这些孩子虽然不至于饥寒交迫，但是在成长中得不到应有的爱。这个孩子的悲伤反映的却是这一群孩子的悲剧啊。”崔文伟说。
更让人心痛的情景发生在分享会上。一个农村孩子的发言对“富二代”充满了“敌视”，甚至还得到了不少支持。这让张丽心里震颤了，“为什么这些出色上进的农村孩子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一刻，扶贫展现出新的意义。在崔文伟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他仍然不能否认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贫富差距已经明显地折磨着这些寒门子弟。他们似乎无从排解出身带给他们的痛苦。教育本可以带给他们希望之光，可是，教育本身现在又残缺不全。这不能不让人忧心。
张丽并不悲观。她相信，某些条件的局限并非真正的落后，这些孩子们仍有远大前程。
她始终记得孩子们在看完杂技表演后的感言：这些演员本来也是普通人，凭着刻苦和努力，现在可以在舞台上飞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喝彩。我们也可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