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户籍制度限制，有利于供给侧改革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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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
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投入要素，受市场信号的引导，从低生产率和低回报率的行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和高回报率的行业部门，推动提高社会整体生产率，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最高回报率。这也是制度改革红利产生的基本逻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消除了国内市场资本要素的流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迁移的障碍也逐渐减少。资本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劳动力得以从农业部门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从而推动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增长。
城镇化进程释放的增长潜力，一部分来源于要素积累规模效应，城市经济集聚了大量资本和劳动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另一部分来自于要素再配置效应，城市经济吸引了更多要素从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流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要素生产率。在人口拐点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增长潜力来自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要释放生产率进步的增长潜力，必须要保障劳动要素的自由迁徙和定居，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等落户限制，是释放新型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创新之举
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许多城市依然存在着户籍限制，城镇常住非户籍人口在就业机会和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限制。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进程中，户口一度变成了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入场券”，尤其是诸如京上广深等地区，追求户口更是求职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实际上，户籍制度因各种附加福利而产生职能漂移，扭曲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要素配置，造成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落后于城镇化发展节奏，制约了城镇地区内需潜力的释放，降低了城市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要及时破除新型城镇化的制度障碍，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
规模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为消除户籍制度障碍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改革窗口。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了700万人，出国留学人员也达到了45万人，其中超过70%的在外留学生表示学成以后要回国。可以预测，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新生人口比例逐渐下降的趋势下，高校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高素质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于如何吸引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释放新型城镇化内需的潜力。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和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更好地发挥人才的集聚优势和创新优势。通过消除落户限制和配套政策，实现高素质人才的集聚，更好地服务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以创新创业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
破除户籍制度限制，有利于推进供给侧改革
中央适时提出放开户籍限制，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同时也是释放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和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性地统筹城市人口的需求与供给。一方面，通过打破户籍二元限制，实现城乡间人口的自由迁徙自由定居，构建完善而统一的城乡要素市场和需求市场，有利于加速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释放受到制度抑制的农业人口融入城市的发展需求。目前我国城镇地区集中了2亿多流动人口，大部分群体有落户需求。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就近户籍城镇化，将带动城镇人口规模大幅度提升，由此释放巨大的住房、教育、医疗、实证等方面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由新型城镇化释放的潜在需求，能够有效引导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的再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为进一步扩大需求创造供给基础，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扭转供需错配的格局，避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供给侧改革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更好地兼顾城市自身的长远发展规划。对于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国务院也明确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居住证暂行条例细则，使这部分人口也能享有居住地的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而且，随着未来户籍改革的持续推进，户籍限制的持续放松，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将进一步考验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市场建设的质量。换句话说，破除户籍限制只是新阶段改革的起点，随户籍人口城镇化加速而需要配套的市政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才是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