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石头

弹指一挥间，一去30年。

1978年起，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带领村民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坛，沦为阶下囚。

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静悄悄“陨落”。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庄缔造神话的15年。在这15年间，大邱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炮冲天、率先崛起，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1993年至2008年，又一个15年。大邱庄“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旧貌换新颜。15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却从未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禹作敏和大邱庄。

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大邱庄犹如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扮演着一个国家发展缩影的角色。

在改革30年后的2008年之春，数着时间的沙漏，盘点大邱庄的过去，不禁慨叹：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颠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风豪情。

大邱庄的前15年

不少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同外人聊天时，经常会蹦出“过去”“以前”“原来”“从前”诸如此类的词汇。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庄至少有三样东西格外光鲜耀眼，以致让全国其他村庄的农民艳羡不已：一个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领导人。

其实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

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经济的腾飞与发展，也给福利体系穿上一件黄金般的外衣。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村民描述禹作敏时期大邱庄的集体福利体系时，流露出怀念的情绪。这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福利待遇。

当然，获得这些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使企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机制和发展空间。

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刘林山的记者手上，刘时任法制日报社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的系列报道层层揭开了禹作敏在大邱庄所作所为的黑幕。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大邱庄的后15年

假如能回到从前，大多数普通大邱庄人表示愿意选择回到那个他们生活过的衣食无忧的集体。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让这部分人更加怀念死去的“天下第一庄”。在向记者倾诉完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后，忘不了加上一句“禹书记那阵多好”。

大邱庄仍有很多人笃信：大邱庄能有今天，还得把功劳计到已经去世多年的禹作敏头上。甚至他们还相信：如果禹作敏当初不被抓走，大邱庄发展得比现在还要好。总之，不论你说到大邱庄的今天还是往昔，禹作敏是个挥之不去的人物。

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里的感激，在现实社会中，禹作敏在大邱庄留下的痕迹却十分浅略。

记者在大邱庄四处搜索，肉眼能看见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两处。

一处当然是禹作敏现在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庄的西边。

另一处是大名鼎鼎的九龙壁，背后“大邱庄变迁记”的铭文末署名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就在九龙壁斜对面的智慧园。别墅里还住着人，铁门敞开，一条黄狗匍匐在门口，警惕地盯着行人。空阔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见到人，走进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紧张。

现在的镇政府就是原来的大邱庄村委会，与禹家的大院只隔着一条泰山道。距离禹作敏被捕入狱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可禹家的院墙上的一段鲜艳的蓝底的标语有意无意的在提醒人们一段往事：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禹作敏之死，大邱庄的前15年时代宣告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个十五年始于对前一个十五年的扬弃，集体经济、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遗产，被后来的大邱庄人抛弃，万全、津美、津海、尧舜四大集团也被改制成四个村民小组，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大邱庄仍旧吃着“钢铁饭”。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也有村民谈到大邱庄的现状时，丝毫没有挂念逝去的日子。去年，某中央媒体报道大邱庄时，还用了这样的标题：大邱庄“活”了。

大邱庄人早已抛弃“天下第一庄”之名，如今打着“中国焊管第一乡”的名号对外宣传，并且，有数据显示这已经是个“以钢为纲”的乡镇，早在2006年时，钢铁的总产量达到了726万吨，焊管产量达到370万吨，当之无愧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大邱庄镇主管宣传的杨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下面的数据：从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如果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在告诉你一个“活着”的大邱庄，那么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则告诉你：15年前的大邱庄已经死了。这条街现在的衰破一望可知。

香港街是一个常被媒体提起的地名，记载着大邱庄的兴衰起落。

在香港街的拐角处，簇新的上岛咖啡很是扎眼。仔细去看，地址写的却是静海县城。香港街上称得上光鲜的还有一家文具店。

在大邱庄的景致里，有的是宝马，有的是别墅，但现在你很难找到一片篮球场，一片足球场。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园里，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野狗的粪便露在杂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