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把明年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鲜表述，通过我国最高级别的“三农”会议——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度进入公众视野。“去库存”“降成本”，这些更多用于工业领域的词语，也集中出现在会议上。如何理解农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什么？怎样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当前我国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形势变化趋势是什么？是我国农业生产综合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还是我国农业供给结构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李国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产品供求关系由偏紧向偏松转变也越来越明显，农产品市场价格结束了以前连续多年明显上涨的阶段。粮食面临产量高、库存高和进口规模大等供给偏多的新难题。受供求关系变化决定性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虽然继续波动，但总体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开始下跌，过去认为的牛羊肉价格只会涨不会跌的态势却出现了逆转。随着农产品市场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农产品销售不畅问题，农产品加工企业感到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稻强米弱”和“麦强面弱”等格局已经持续多年，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也感到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数量极其充裕，甚至可以说是阶段性相对过剩。粮食十二连增，2015年粮食总产量超过6.2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这是国内粮食供给的最主要来源。同时，2015年粮食进口规模估计将明显地超过1亿吨，这也是国内粮食新供给来源，还有我国托市收储的粮食库存水平居高不下，近年来收进的多而出库的少，这些都是我国粮食供给总量偏多的表现。除粮食外，我国还有很多农产品的现实供给也相对偏多。棉花和油料生产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已经开始调减。一些地方的蔬菜和水果等放在地里没有收获。我国的部分畜产品生产近年来也有所调减，生猪生产连续多年普遍亏损，2015年虽然猪肉价格所有反弹但后继乏力。
尽管对于我国农产品目前的供给数量是偏多还是不足，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议，但市场上供给不缺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提出我国农产品供给数量不缺，为什么还大规模进口？心存这个疑问的必须要明白：在开放经济中农产品进口也是供给的重要来源。
记者：这是不是表明我国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必须要调整？
李国祥：是的，无论从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来看，还是从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来源来看，无不表明我国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与改革的迫切性。
当然，如何对待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这与产业政策中的去过剩落后产能是否一样处理？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农业发展仍然是短板，产业政策上仍然要加强现代农业基础建设，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口粮安全，仍然要继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业发展的特殊性，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可能会面临农产品供给充裕与市场价格下行压力。我国农业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实施自由贸易战略，国外竞争力强的农产品还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到国内市场。经过多年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我国多数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明显地高于人均消费量。我国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已经形成的高库存需要市场出清。农产品供给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都要求我国农业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 我国农业发展过去和现在对比来看，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李国祥：过去，当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过度竞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强调国内农产品供给自给率，希望通过包括关税的和非关税的边境措施来限制进口。这一思路看来越来越不可行。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调整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这意味着除稻米、小麦和玉米等少数主粮外，国家不再对国内农产品自给率设限，并且把适度进口作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面对国际激烈竞争，无论是国内农业生产能力提高，还是农业走出去，或者利用国际市场，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过去，我国农业发展比较注重数量增长。只有农业增产才认为农业形势好。目前看来片面地追求农业增产已经不合时宜。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滥用化肥农药兽药来追求增产，这种做法得不偿失，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尽快改变。
过去，农民生产农产品的销售和收益，政府承担很大的责任。托市收购政策已经实施多年，弊端日益显现。我国已经用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取代了棉花和大豆托市收购政策。榨糖甘蔗、油菜籽托市收购政策已经放弃。未来玉米、稻米和小麦的托市收购政策都有可能会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我国越来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仍然指望政府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地收储粮食等农产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政府不再对农产品市场运行进行直接干预，农产品供给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尽管政府会加大粮食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力度，但这可能会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供给侧交给市场，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在国际竞争、资源环境压力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走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记者：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点是什么？
李国祥：从供给侧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难题，关键是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这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他涉农主体要能够围绕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任不断创新，改变习惯性做法，共同推动我国农业发展转型升级。
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激烈的竞争，我国农业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国外国内两种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尽可能地选择错位竞争战略，克服我国农业成本价格竞争劣势。国内农产品生产，不仅要在质量安全保障性等方面优于进口，而且在蕴含的乡土等文化内涵方面要明显地胜过进口。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多数消费者对国内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还不是很足，农产品蕴含的本土文化尚未发掘，即使同等质量下国外农产品价格高，国内消费者都可能选择国外农产品，便何况国际上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国外价格比国内生产的低，国内生产的农产品遭遇冲击不难想象。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需求为目的，农产品供给者必须改变单纯地局限于农业生产的传统做法，需要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发展，延长农产品供给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记者：解决农业发展的难题有哪些路径？
李国祥：我们要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比如，针对我国农业过度消耗资源和滥用现代化学投入物等问题，一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不追求稀缺的农业资源任何时候都发挥农产品供给保障功能，只求有限的农业资源在关键的时候发挥最重要的功能；二要紧紧地依靠科技创新和组织创新科学地利用农业稀缺资源和有效地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特别要强化社会化服务，加快节水技术、测土配方施肥，以及病虫害和疫病统防统治等的应用步伐，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上实现新的突破。
针对我国农村改革对现代农业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审慎对待。一些地方的农用地流转租金过高，导致农业成本上升，农业风险加大，这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必会得到纠正。我国很多地方生产粮食的耕地流转租金每亩都超过600元，不仅高于粮食的每亩纯收益，而且甚至也高于粮食的每亩物化成本。之所以出现农村土地流转租金过高，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争抢流转土地和国内托市收购政策及其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多年上涨等因素都有关。从农业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必须更加冷静深刻理解农村改革，更加注重选择土地股份合作制等组织形式发展现代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