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进展及工作建议

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有力地支撑和服务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履约各项工作 。

生物物种名录编制、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资源调查

生物物种名录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或行政单元的生物区系本底性的基础资料。为弥补纸版书籍出版周期长、分类新进展信息未能及时反映的缺陷，200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国生物物种编目工作；组织数百位分类学专家，参考最新分类文献，按照“物种2000”的标准对中国已描述物种进行编目研究；从2008 年起每年以电子版形式发布年度《中国生物物种名录》（Catalogue of Life, China），以更好地满足生物多样性监测及保护事业对生物物种编目的需求，为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发表和更新年度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0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22 280 个（物种 110 231 个，种下单元 12 049 个），其中包括 54 359 个动物物种，37 793 个植物物种，12 506 个真菌物种。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对物种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2008 年，中国科学院联合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启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编制工作，并于 2013 年 9 月、2015 年 5 月、2018 年 5月先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编制工作历时 10 年，汇集了全国 600 多位专家，对我国已知的高等植物、脊椎动物（海洋鱼类除外）和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是全球迄今为止评估物种数量最大、类群范围最宽、覆盖地域最广、信息最全、参与专家人数最多的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发布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开展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为统筹加强院属单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工作，中国科学院 2013 年在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规划、统一布局”原则，启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建设。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支持下，目前中国科学院已建成了覆盖全国 30 个主点和 60 个辅点的网络规模。Sino BON 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监测与研究，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及重要生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有效利用提供了科技支撑。

为掌握青藏高原现有生物多样性资源本底情况，中国科学院联合科学技术部于 2017 年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该考察在青藏高原空白、薄弱与关键区开展动物、植物、微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并分析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国家重大工程等对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制定青藏高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服务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生物多样性维系机制机理研究

生物类群都要适应其所处的外界环境才能正常地生存、繁衍，否则将导致物种的灭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研究物种兴衰、生命策略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不仅可以解开生物多样性形成之谜，理解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机制的前提；同时，也是具有挑战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中国科学院于 2018 年启动实施了“大尺度区域生物多样性格局与生命策略”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旨在瞄准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制这一核心科学问题，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科学规律的认识，揭示物种的致濒原因与适应进化机制，力求探索建立具有普适意义的生命策略指数，实现对物种兴衰和分布格局态势的预测，为我国物种保护、生态系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新范式和新理论。

2018 年，中国科学院还启动了“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的“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的连续监测和评估研究，揭示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库，以及重大工程和重点国别的旗舰物种保护现状评估可视化系统，为优化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优化“一带一路”空间路线图提供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数据支撑。 

重视生物资源收集保藏及信息化建设

中国科学院自建院之初就十分重视对生物资源的收集保藏。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园、标本馆、生物遗传资源库、动物实验平台等生物资源收集保藏机构遍布全国；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及特殊生境等生物资源的收集和保藏，本土物种的收集和安全保存，以及重要战略生物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收集与保存等方面积极探索与积累。2016 年，在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战略生物资源计划（BRP）。该计划在坚持长期收集保藏的基础上，整合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生物遗传资源库、生物多样性监测网、动物实验平台及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科学委员会等相关资源，构建了集成植物、动物、微生物、细胞库等为一体的战略生物资源平台，同时建立了生物资源数据集成和数据服务平台，大力提升了我国战略生物资源收集、保藏、评价、转化与可持续利用的综合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目前，中国科学院 40 多个研究所的 73 家生物资源库/馆已储备了超过 2 900 万份生物资源，其中超过 735 万份已实现数字化，可全面开放共享。

加强科技应用示范、科技评估，为国家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 2018 年启动了“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CASEarth）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整合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建立数据汇交新范式，为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提供决策支撑，也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普服务。

中国科学院 2019 年启动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将以关键技术集成和重大应用示范为主线，提升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关键技术体系，创新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和绿色发展模式，并在国内一些重点发展区，以及若干生态脆弱区和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开展集成示范。

此外，2013 年，中国科学院开展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2008—2014 年）建设成效的评估。在分析了约 1 300 个采集点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工程自建设以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特征，为后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的实施提供科技保障。2017 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40 年综合评价；评估结果表明该工程建设明显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但存在成林衰退、灌木规模有待提高等问题；评估工作为该工程后续建设和优化管护提供了科技支撑。2019 年，中国科学院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展全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研究；该研究明确了生态系统、动植物物种等主要保护对象名录及保护关键区域，分析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与空缺，提出了自然保护地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方案，为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等提供了科技支撑。

助力国际履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履约协调组”成员和我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挂靠单位，为我国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野生动植物公约》谈判、制定实施国内履约活动和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提供了大量科技智力支撑。

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完成《中国履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进展报告（2011—2020）》，全面客观分析了我国履约进展情况。中国科学院专家并在 2018 年“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大会 上作了大会报告，在大会总结中，中国被列为履约先进国家。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简称“中国MAB”）秘书处挂靠单位。中国 MAB 自 1978 年成立以来，在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协助中国 34 个自然保护地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创办了《人与生物圈》杂志，宣传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案例和经验。

中国科学院借助其在海外建设的联合研究机构和科教合作平台，联手全球科学家开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疾病防控等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例如：依托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在肯尼亚建设植物园；并联合肯尼亚科学家，于 2015 年启动了《肯尼亚植物志》编撰工作，该工作将为东非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极为重要的基础本底信息和科学依据，同时为当地培养了后备人才。依托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联合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2017 年启动了“中-乌全球葱园”建设，其目标是收集、保育和展示全球 90% 以上的葱属植物，为系统开展该属植物的科学研究、资源挖掘与利用、知识传播和环境教育等提供支撑。

在“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的框架下，中国科学院于 2019 年策划启动了“一带一路”植物园联盟建设，将搭建我国植物园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植物园的交流合作平台；以植物园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