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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生态效益评估等举措,不仅为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优质和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应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既具雄心又务实的目标,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保障人类福祉,实现“天人合一”。
加强公约协同增效,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目前全球两大热点环境问题。因此,应积极推进公约间的协同增效,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整合考虑,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推进纳入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等顶层设计相结合
应及时转变保护思路,加强顶层设计,由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转变。除了面积等数量目标外,保护地规划应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增强现有保护地的连通性,为生物多样性提供更为健全的保护网络。此外,应加强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污染治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统筹自然保护地、基本农田与其他各类国土空间,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拓宽资金机制,加大优先区及空缺区的保护力度
建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的政策机制,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机制,激发企业和公众自下而上的保护热情,实现多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全面保护。同时,应加大优先区和空缺区的保护投入,如西南区和华南区等脊椎动物遗传多样性高的区域,以及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水生物种的栖息地和跨境区域。建立跨境保护区和生态廊道,结合国家公园建设等国家战略优化整合和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强化野外台站建设,开展长期生物多样性科学观测与研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应围绕我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和敏感区域,建设各类生物多样性野外观测研究台站,拓宽生物多样性科学观测研究网络。通过整合多学科力量,结合新技术与新方法,开展濒危物种与栖息地,以及生物多样性长期观测研究。加强物种濒危过程与机制,以及生物多样性起源、演化与维持机制研究,系统阐明当前和未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威胁,以此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
建立大数据平台,推进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和深度挖掘
完善顶层设计,设置标准化监测方案,优化监测网络或联盟,大尺度整合监测数据。将无人机、小型卫星低空遥感、热红外遥感和卫星数据等新技术与传统的监测方法相结合,建立大数据平台。结合其他地球大数据,借助于物联网、数据自动传输、影像自动化识别、云计算、人工智能及模型模拟等先进理念和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实现生物多样性信息的即时共享、深度挖掘和可视化呈现,为生物多样性决策管理的定量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提供支撑。
加强遗传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建设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库
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种生存和生态系统发挥正常功能的关键因素。《生物多样性公约》虽关注了遗传资源保护与惠益分享,但重点仍是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遗传资源保护,对野生动植物遗传多样性仍关注很少。因此,需要加强野生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保护工作,而建设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库是一个重要路径。虽然我国在昆明投资建立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但对于野生动物资源库,特别是遗传资源库的建设还没有具体规划。因此,国家应加大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库的建设,收集保藏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的遗传资源,为我国战略生物资源保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源支撑。
推进海洋国家公园建设,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应继续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的谈判,推进我国海洋国家公园建设、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实施;在增加海洋保护地面积的同时,增加其连通性和代表性等质量要素;控制渔业捕捞强度,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积极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补偿,陆海统筹,探索推进“湾长制”,加强美丽海湾建设及海洋综合治理,以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随着我国“走向深远海”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及深海探测能力的增强,应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及深海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
加强外来入侵生物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研究与防控
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之一。面向国家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重大战略需求,应加强对入侵物种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的入侵过程、生态危害、快速演化和预警防控等科学问题研究,构建在当今及未来情景下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预警和防控框架。鉴于约 70% 的人类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与野生动物密切相关,严重威胁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应统筹开展重点疫源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所携带病原微生物本底调查,探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跨种传播的生态学路径和关键因子,研发切断跨物种传播的关键技术、疫病早期预警与风险防控技术,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战略。
(作者:魏辅文、平晓鸽、胡义波、聂永刚、曾 岩、黄广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