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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作存在的不足
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在布局和实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学卫星工作方面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两方面。
项目规划审批周期过长,可能导致贻误先机
在组织研制地面上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按每五年一次作为周期,对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和审批,某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能陆续开工,计划拖延情况比较严重。实际上按“五年计划”审批的方式已不太符合当前的发展速度,如今科学前沿的发展变化很快,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及时抓住战略时机非常重要,决策晚了可能就会失去先机。
从项目目标来看,建设项目并不都是瞄准重大科学前沿的,有一些是公共平台或公益性服务设施,缺乏对瞄准重大科学前沿项目的特别激励。在所有建设项目中,以突破重大科学前沿为目标的项目占比很少。此外,对项目的规划、论证、立项、建设、验收、运行和产出评估,政府没有委托给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来做。各建设单位和部门的具体管理导向也有很大差别。有些单位部门关注产出,对项目会有年度评估,而有些地区和单位只关注争取建设经费,并不在乎产出。
在实施科学卫星计划方面,目前还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
当前,我国航天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的产出导向大多以国防任务为主,科学卫星任务的优先权很低——2002—2011 年,连续 10 年都没有科学卫星立项。目前我国的科学卫星系列主要由中科院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简称“先导专项”)中安排。“十二五”期间,中科院研制和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和“慧眼”4 颗科学卫星,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但是先导专项的目的是为了牵引出国家专项,由于目前还没有国家专项支持,中科院只能继续设立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目前经过论证已经遴选了一批新的项目,由于卫星研制周期需要 4—5 年,因此从现在到 2021 年将没有科学卫星上天。2022 年之后是否有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三期也不得而知。
一个科学卫星计划需要花数亿至十数亿人民币,甚至更多,放在中科院先导专项中体量也显得过大。但即使是这样的体量,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投入的绝对值也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甚至低于日本,而且在我国整个航天领域中所占的投入比例也非常低。比如美国仅其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个部门的预算 2018 年就超过 200 亿美元/年,其中有约 1/3 用于科学卫星。2000 年以来,NASA 共实施了 92 个科学卫星计划,发射了超过 100 颗科学卫星。而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在“十二五”计划中,5 年只用了 30 亿元人民币,其绝对投入量相当于美国 NASA 的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