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改革开放春雷响 科学春天写序章

 “科学的春天”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院刊》：您讲到小平同志的讲话是说到了知识分子的心里，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界的状况是怎样的？此次科学大会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徐匡迪：可以说科学大会以后全国知识分子、科技界精神上是非常振奋的，因为科学大会以前，知识分子只能是虚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不能说精神上完全是被压抑，但至少是主观能动的事情比较少。虽然也有一些，比如“两弹一星”任务，但这些都是指令性的任务，参加了这个工作的人可以不受批斗去做一段工作，但做一段回来还得回去继续被改造。现在的政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家觉得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可是森严得很，你是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工人阶级，你是贫下中农还是中农、富农？都是不得了的事。

比如我们当时搞材料研究，在实验室小炉子做是没用的，必须在大生产里总结经验。而在工厂都得“三结合”——革命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三结合，而且三结合组里面工人是组长，革命干部是把舵的，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仅供参考的。那个时候上海有科技情报所，去那查外国资料还要开证明，而且我们白天得劳动，晚上才能去查资料。当时全国科研人员的情况大体都是如此：社会不重视，科技人员没有太多开展研究的主观能动性，研究能力和条件也都受到很多限制。

我是1959 年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1978 年已经工作了近 20 年，还是个助教，没有升过职称，当时也不评职称。因此，我去参加科学大会前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当时的社会气氛还是“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而且我在“文革”期间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上海高校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多。当时的感觉是高等学校大概是不会再办下去了，那么就面临要找个什么地方去工作，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当时我已经成家，有两个小孩，要养家。总之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是很动荡、很混乱的，到底学的东西还有没有用？到底知识分子还能不能为国家发挥作用？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所有科技工作都得以逐渐恢复：过去封起来的实验室都开放了，全国各个地方、社会各界也都逐渐开始重视科技，科研经费也都有所提高，也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改变，使整个知识界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家也开始积极投入、努力工作，争取把失去的时间再抢回来。

我也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1982年我被公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London）做访问学者，去之前我去杭州看望父母，他们都已经退休，我父亲就非常郑重地跟我说：“你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大恩人才能够派你出去，不然我们知识分子家庭社会关系又复杂，不会派你出去，所以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最后又说：“要给小平同志争气，要学好回来！”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像我的父母亲一样，都还是一种传统的知恩图报的思想，他们讲得很通俗，就是“小平同志是我们全家的大救星”。

像我一样的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彻底改变，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努力学习和工作，大展身手，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报国”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