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大学的举办与知识分子转型以及中国革命的发生

——纪念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晚清王朝切身感受到统治危机。作为一种自救反应，洋务派崛起，揭纛自强运动。其中一些地方大员和绅商，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信念，掀起了举办西式学堂学校潮流，中国近代化的大学即由此发源。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在武汉创办自强学堂。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命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896年，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1898年，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既作为国家最高学府，也充当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些西式大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崛起，由此培养了中国自生的新式知识分子，加上归国留学生，带动了中国文化人的转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术士”，孔子称之“士志于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个“哲学突破”的“中轴时代”。对应来说，大约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哲学突破景象，诸子百家鸣“道”践行，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人（即“士”）阶层诞生了。历经两千年，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从鸦片战争开始，伴随西方企图对中国殖民进程深入，西方现代文化全面进入中国，撼动了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基础。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制度，中国士人在中国文化转型同时，向西方文化意义的“知识分子”转型。交通大学等一批大学的创立，无疑对此起了重要的历史助动和推动作用。

从文化成分上看，中国传统价值系统源于儒学伦理，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汉朝以后虽有外来佛学和新兴道教成为重要成分，但它们并未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中国读书人的转型，又是建立在对儒学的批判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基础上的。西方的强势入侵，引起了中国文化人对主流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于是把目光和学习精力投向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相形之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汉语中出现了“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的表述。1919年，李大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1928年，夏丏尊在《知识阶级的革命》一文指出，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的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属于这类人物。1936年版《辞海》解释“知识阶级”一词说，知识分子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劳心之劳动阶级，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比较古代中国之“士”，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社会属性。科举取士是体制内选官制度，产生的是“卫道士”，进一步强化体制和政局的合法性建构。新式教育就不同了。1902年9月2日，清廷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这样的惊天之举，社会反响是巨大的。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1905年10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11月3日，他又写道，“科考一停，同人及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与之相对照，新学校里的毕业生在新知识新思维武装下，在世界大势、民族兴亡的感召下，生成了强劲的“反体制冲动”，“革命排满，信口谰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与人之所不忍言”，在统治者看来，简直“邪说朋兴，是非倒置，而大防隳矣。”据称，这些新式学人，“于古昔圣贤豪杰不能举一二，而崇拜洪秀全、杨秀清，荣之为汉族之英雄。于西洲政治典章未尝窥其崖略，而推崇克伦威尔、丹东，视之为革命之鼻祖，久已习非成是，竟为倒行逆施。故此数年中，谋逆之为，兵变之事时有所见，时有所闻。事败伏诛者累累相望，而此响彼应，奔走呼号，谓为汉族复仇，代为国民流血，天职所在，义当如此。患根遍布，随地萌生。”也就是说，新式知识分子具有士人所不具备的斗争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在中国近现代化和民族民主革命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在中国古代，“子弟读书，家塾有父兄之督责，师长之教训，故能一心向学，固有进益”，这些士人自然与父兄所属阶层高度同质。新学使得学童从家庭和传统中获得了双重解放，尽管仍然肩负家庭厚望，但士绅惯习的影响已经式微，同辈群体的影响至大，相对容易形成心理共同体而结社成革命党，从“坐而言”到“起而行”，既包含着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赓续，也是民族与时俱进觉醒的先声。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指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一代新学之人出现后，“藉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根本问题”，“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正如学者殷海光所说，近代百余年中，中国文化人起而应变西方势力的冲击，把握时代的脉搏，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与新制度的推行，在各个时代都表现了罕见的热忱和高度的锐气，从而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

由于传统的激励和时代的呼唤，“对国家、社会、伦理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有的致力于“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担当者；另一方面，相当多数直接投身社会改造运动，“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新式知识分子挥洒浓厚的淑世精神，都成为拉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都发挥了主导者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都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之。从建党大业来看，如果论及领袖者出身，中国共产党最初可谓知识分子的党。据历史记载，中共一大成立时全国党员仅有两名失业工人，其余都是文化人。当时有一种知识分子建党主张，即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正是按照列宁建党学说指导启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实现无产阶级化，从此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推进了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革命。（作者：陈锋 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