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谈“十三五”经济转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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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做客中国网。 中国网 董宁/摄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这里是中国网两会访谈。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改革创新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今天做客访谈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他将就相关话题与我们分享他的提案和看法。
迟福林:
中国网的各位网友好，我也很高兴有这么一个访谈机会。
中国网:
感谢您做客，您在之前提出过“十三五”是转型的关键点，您是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概念？
迟福林:
应当说我最近一年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研究“十三五”，在我看来“十三五”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历史关键点，它对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参与30多年的改革研究，确实看到这个历史特点特别突出。在我看来“十三五”之所以是关键点有两个原因：
第一，经济转型正处在最后的窗口期。也就是说这5年如果调结构、转方式没有重大的突破，经济矛盾风险可能会更大，我们要谈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续发展就缺少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两年调结构、转方式应该处在关键时期。
第二，这五年又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城镇化结构、消费结构、外贸转型都处在关键时期。这样的转型升级蕴藏着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
“十三五”时期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如何在转型升级中来化解经济转型当中的矛盾问题？如何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释放最大的潜力？所以，“十三五”我们说它的关键点是转型发展特点特别突出。我作为一个转型改革研究的学者，充分认识到这个研究对于“十三五”很有价值，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份责任。
所以，我作为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之一，应该说在这上面倾注了很多精力。
中国网:
您觉得“十三五”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迟福林:
一方面面临着矛盾风险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问题，这个是不能回避的。另一方面经济转型的趋势特别明显，我把它概括为“3+1”。
“3”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现在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现代服务业占比应该达到60%以上，去年我国刚刚创历史新高也只有50.5%。所以，“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服务业需要至少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现在“十三五”规划给它的预期目标达到56%，我估计会超过56%，达到58%，甚至是60%。这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意味着中国基本在“十三五”期间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走向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标志。
第二，城镇化的变革。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用的是规模城镇化率达到56%左右，超过55%。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8%。“十三五”如果规模城镇化率能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达到50%，“十三五”的预期目标是45%，我认为这个定低了，应该达到50%，会释放多少巨大的发展潜力？就拿城镇这样的投资来说，至少有4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潜力，如果要消费可能会有更大的带动。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有突破，这个城镇化的空间能够释放，新型城镇化将成为“十三五”中国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
第三，消费结构升级。外国人看中国“十三五”，认为13亿人的消费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市场。现在的消费总规模大概30多万亿，“十三五”2020年能达到50万亿。关键还不在总量，在于结构变化，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健康、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型消费占的比重只有40个百分点。我估计“十三五”期间，每年会提升两个百分点。所以，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将在总的消费支出中占一半。这样的结构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市场空间？
迟福林:
“1”是服务贸易，现在进出口是一个负数，今年2月份进出口的负数更大，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服务贸易是一个重点，去年进出口是负数，但是服务贸易增加了16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大趋势。所以中国的贸易应该在服务贸易上下功夫，我们的问题在于全球2014年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是20.06%，我们只有12.3%。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提升到20%，当然“十三五”规划稳妥一点说到16%。如果中国的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实现了外贸转型，将在推动中国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别人老问“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我说我的信心是来自于对这种趋势的估计，当然我们是有条件的。等一下会谈到条件，两个字——改革。
中国网:
您刚才说到“3+1”几个话题。首先提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您刚才说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您的提案中也提出了服务业的市场开放。目前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认为您的提案和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迟福林: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服务业能占到三产58%到60%，到“十三五”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它的条件是什么？动力何在？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目前服务业叫“三低一高”，首先是市场开放程度很低。现在制造业部门市场开放度至少达到85%以上，而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度只有50%左右，一半左右的市场还是没有开放。
第二，服务质量比较低。为什么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为什么买感冒药？为什么今年春节将近600万人到外面去度假？大家到外面旅游要的是质量，产品要的是质量，我们服务质量低。
第三，占的比重也低。刚才说到，我们进入工业化后期至少应该达到60%，现在像俄罗斯和印度等国都是60%以上，发达国家是75%-80%，有的高的在90%，这个差距很大。
什么高呢？价格高。包括相关的服务型产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解决什么呢？解决服务业供给如何与老百姓的服务消费需求相适应？现在老年人实际的消费需求至少有两万亿人民币左右，实际的供给只有两千亿。再比如说北京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儿童看病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矛盾，再建几个儿童医院还是有实际需求。
再比如说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国外都看好，很多投资者看好。因为“十三五”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实际消费潜力至少在十万亿人民币以上。有人说这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全球健康服务业发展速度最快，增长最大的大市场，很多的投资者都往这上面投。可是现在实际的健康服务业产品供给、服务供给、相关体制供给远远不够，这就回到你提的话题。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要解决什么？解决突出的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我把它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一个方面，而且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突破。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实际供给适应产业结构发展需求，适应广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的需求。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我认为是“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或者是重大任务。
中国网:
是一个抓手？
迟福林:
是的，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中国网: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市场的开放引入了竞争，有竞争才有更好的发展？
迟福林:
是的，我们的服务业市场开放那么大，怎么释放市场的红利？我们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是靠行政来代替，不是说政府是主体。
中国网:
不是靠行政的手，而是靠市场的手。
迟福林:
对，政府是推动者，引导者主要是靠市场。服务业市场为什么50%没有开放？那50%是什么呢？是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如果不打破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服务业很难形成活力。我们说“十三五”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加快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目前缺少制度条件。一定要从需求和供给方面理解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对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网:
好的，那您刚才“3+1”中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您在提案中提出，要用居住证制度来代替传统的户籍制度，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提案呢？它与城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迟福林:
这个问题更重要了，这是我们当前正在讨论的大问题。第一，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二，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人口城镇化的规模、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水平。
现在的突出矛盾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太低，只有38个百分点。我们知道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拉动需求、释放需求的最重要载体。怎么来解决人口城镇化进程呢？中央提出核心的问题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而且提出来不能把暂住证换个名就换成居住证。居住证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什么关系？
我认为居住证制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你在哪里居住就是哪里的居民，就应该享受那里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人就问了有可能吗？为什么要取消户籍制度呢？户籍制度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在中国工业化前期，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为了限制农民进城实行的这样户籍制度，现在的历史条件变了，农村的结构也变了，城里的服务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人进到城里来，更何况是现代化人的发展的基本需求。尽管没有户籍，80后的孩子有多少还要回到农村去呢？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应当说用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两元户籍制度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首先应当明确居住证制度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昨天讨论我们的小组就问，老师，如果这样大家不就都跑到北京来了吗？我说不会的，为什么？每个地方的居住证条件是不一样的，如果中小城镇居住证的条件宽松一点，很多转移的人口、转移的农民工就会往中小城镇走，可以享受那里的教育、医疗、文化。有人说地方政府承担起吗？成本分担怎么办呢？
中国网:
管理也是个难题。
迟福林:
我讲就下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中，要以人口城镇化为重点来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担。这对人口城镇化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农民工的概念没有了。我2008年就提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盼望着在“十二五”结束时这个词能够没有，可是我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现在讲城乡两元户籍制度如果成为历史，在农村居住就是农村居民，城里居住就是城里居民，流动人口就是流动人口，大概未来至少有20%到30%是流动人口，我选择到这个城市，过两年再选择那个城市。我们制度公平解决了，农民工真正成为历史了，城乡两元的制度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将大大加快，这个加快首先对于中国的投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释放。第二，对于城镇居民来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农村居民到城里来，他在哪里居住，就可以享受哪里的条件。
中国网:
这也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
迟福林:
对，共享发展。第三，脱贫。很多人通过教育，通过进入城市，通过跟城里人一样进城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可能就是脱贫的重要出路。我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我认为这是“十三五”中国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网:
关于这个问题它的前景是好的，它的最终希望也是好的，但在过程中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困难，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比如说当地的城市，如果使用了居住证制度，更多的人口涌进了城镇要如何进行管理？它的难度在哪里？
迟福林:
是的，这个是有难度的，首先难度来自于脑袋，转变理念，我们的人口是服务还是控制。过去搞城乡两元户籍制度，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现在是转变理念，是对人的控制转为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第二个要解决的困难就是中央与地方如何来分担。进入城里的公共服务，这肯定有一个利益者的分担，这是结构性的东西。比如说允许农民可以土地抵押一部分钱，进到中小城镇后有条件有能力租或者买一个房子。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当中中央提出来，该交给地方的税交给地方，把这个因素考虑起来，重新考虑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这是最难的。
第三，涉及到城市管理。既然不是对人口的控制，那么城市对人口的管理就要发生变化。我提出来要从公安治安部门转化到人口的综合服务部门，服务管理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当然，城市管理也相应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更多从国家转型发展趋势，从制度公平，从未来发展潜力的释放等方面全局来考虑问题。如果仅仅抓住“人口到我这来我管理不了、地方财政困难”，这样应该说无论从公平，还是释放潜力大局来说，都是不相适应的。
我觉得城镇化仍然是“十三五”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不仅是这样，它又是中国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共享的重要条件。从这样来看，各种具体的困难、矛盾才有解决的前提。
中国网:
咱们一开始就提到“改革”是“十三五”的关键词，您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也一直觉得信心满满，到底是什么样的途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能让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呢？
迟福林:
这个问题很关键，有人说迟福林您对“十三五”有这么大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我说就来自于改革。我是30多年改革方面研究学者，我一直坚信改革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到了“十三五”，如果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突破，很多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我对发展前景的信心正是来自于对改革作用的判断。
比如说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程。这个方面的改革涉及问题很大，比如说打破市场垄断，否则服务业市场是没有办法发展。有人说服务业市场能开放吗？我说必须积极稳妥的开放，而且需要全面开放，当然需要做出顶层设计有序的开放。不仅对国内社会资本开放，而且对外来资本开放，这样才能够对加快建立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业消费需求形成重要的动力。
第二，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破解城镇化发展的各种矛盾问题，当然这个改革更是结构性的，除了户籍制度改革，还包括财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比如说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说对人口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如果能到位，我们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就会大大加快。所以我们到2020年这些改革到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或者是居住证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标志，更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将带动多少的投资，带动多大的消费？我们说要实现6%-7%的增长靠什么？就要靠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迟福林:
我们讲服务贸易，要靠以服务贸易为主的二次开放，现在提出二次开放。一次开放是对外资大量引进，二次开放很重要的内容是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我们现在进行“一带一路”，进行多边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近一年多我去了欧洲7次，干嘛去了？就为了促进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至少在可行性研究上能给双边决策者提供一个参考。如果能够建成中欧自贸区，既适应于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又对中欧的发展有极大吸引力。我也在欧洲讲，你们应该解放思想，不能够投资谈完了再谈服务贸易，错过机会你们就错失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些事情都要来做，当然更根本的还是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关系关键问题是政府监管变革要转型，政府要该给市场给市场，该给社会给社会，政府把监管做好，把服务做好，所以我们现在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以及多方面监管体制的改革，需要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的改革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够在释放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解决这么多年来调结构转方式遗留的各种矛盾问题。这样才给企业创造好的市场空间，才能够有好的增长前景，这样中国才能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样才为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样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保持6.5%左右的经济增长估计未来5年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会稳定在25%到30%。
这不仅国人关注，国际上关注，中国“十三五”已经成为英语中的通用词。前几天我到国外欧洲去做了一个中国大讲堂，一些高官、企业家来听，我还讲“十三五”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不用讲，我们知道‘十三五’这个英文词”，特别关注这一点。只要结构性改革有突破，“十三五”就有好的前景，“十三五”有好的前景，我们对未来后十年就有更坚定的信心。
中国网:
像您说的，数字保持增长，但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重要是里面含的质量，数字含金量也会越来越好。最后想问您一下，对于2016年、对于“十三五”让您用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迟福林:
2016年既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更是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我期盼着攻坚之年有攻坚的成果，这样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中国网:
好的，再次感谢迟院长能够做客我们中国访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主持人/责编：宋若冰 导播/后期：李双江 摄像：孙宇 王宇迪 图片：董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