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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如何促成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
索利曼:我认为国际合作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拥有一套非常明确的对话机制。一年到头,各种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会议不断,并且每年年底都会召开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和融资问题的国际会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今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和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取得产生的成果。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缺少国际合作。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就是国际合作方面的优秀范例。
至于技术转让,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你需要大量的投入以生产技术。一旦针对某个特定问题创造出了解决办法,技术生产方理所当然会希望尽可能多的从中获益以收回投资。然而,许多欠发达国家既没有能力自主研发技术,也没有能力购买先进的技术。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市场需求,但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购买能力。因此就需要让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转让给欠发达国家。我认为,让技术持有方参与合资经营是让技术得以转让的一种途径。另外,政府补贴可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弥补私人企业出让技术的造成的利润流失。确实,技术转让仍然是当今悬而未决的一大难题,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为其创造机会。
记者:习近平主席9月在联合国出席可持续发展峰会期间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与努力?
索利曼: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出的三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它们是三个非常有力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举措。中国已经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做出了表率。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视习主席的表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是一个诚信大国,其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都伴随着实际的行动。同时,这一举措对中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切实地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反过来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国领导人的承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极其积极的进展。
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有两大方面的责任。在国际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中国肩负着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的责任,中国有能力在巴黎促成协议的达成,有能力为促进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优秀方案;在国内,中国政府也有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或许短期内其成果还不易显现,但是未来中国将收获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