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气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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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时间12月14日凌晨两点左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会议在利马正式闭幕，“拖堂”33小时。然而早在主席落棰开始，被疲惫折磨的代表们陆续离场。
大会通过的最终决议力度与各方预期尚有差距，但就2015年巴黎会议协议草案的要素基本达成了一致。拟议中的巴黎协议，将是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也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新的核心。利马气候大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为明年巴黎大会“铺路”的重要使命，被看作多边气候谈判的重要节点。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会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最后这几天，实际会议举行了40多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的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决议没能平衡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没被批准。最后一轮在大会主席主持下，经过努力，各方面采取了最大灵活性，应该说这个决定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达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预期成果。”
本届大会谈出了哪些成果?
这次大会原定12日下午闭幕，但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谈判集团对大会主席团没有与它们事先沟通最终决议草案表示不满，草案也没有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会议不得不宣布重新起草文本，并追加磋商、推迟闭幕，由此开始33小时的“加时赛"。
本届大会共有三个主要成果：一是重申各国须在明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交2020年之后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并对2020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所需提交的基本信息做出要求；二是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适应被提到更显著的位置，国家可自愿将适应纳入自己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三是会议产出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做为2015年谈判起草巴黎协议文本的基础。
利马大会使各国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差距进一步缩小，形成的最终决议文本简单明了，5页正文加上一份附件，与前几次大会动辄数十页形成鲜明对比。这对巴黎大会无疑是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一直诉求的资金问题也获得一定进展。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到利马大会举行之前，启动基金目前仅筹集93亿美元，实属杯水车薪。在大会期间，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和会议主办国秘鲁等承诺出资，终于使得基金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笔资金是减排行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的一笔“首付款”。
气候问题，咋就那么难谈拢？
本报智库专家陶短房表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减排意味着增税和给经济降温降速，不论美、欧、日、 澳，还是中、印、俄、巴，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恐怕都只能“先谈起来”，语言上的巨人可以做，行动上的急先锋却要付出难以预估的代价。
过去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总被评价为“协议多、落实少”，在实质性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一些发达国家强调新协议“减排”的一面，意在迫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减排承诺，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方面兴趣不大，它们在“自主决定贡献”的内容里也仅限于谈减排。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平衡反映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各方贡献也应包括这些内容，毕竟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倍，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什么非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减排指标？他说，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是锦上添花，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发展排放，有些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中国既有发展排放，也有生存排放，另外还有24%是为了别人，主要是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排放。“如果要讲公平，就应该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来规定各国的减排义务，而不是光看排放总量。”
中国做了哪些减排努力？
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减排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效。中国政府今年批准了《议定书》多哈修正案，为推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生效作出贡献。为确保实现到2020年前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2013年已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28.56%，相当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十二五”规划提出，到明年年底中国应该完成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
今年APEC期间，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这算是“减排”圈里的大事件了，中国首次正式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对于利马气候大会，中方派出由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代表，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会，足见中国对气候大会的重视程度。
从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累计安排2.7亿元人民币用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从明年开始，将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与部分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在积极地贡献资金、传授技术、分享经验。不少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还有哪些难题留给巴黎？
尽管利马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围绕气候谈判主要议题的实质性争议并未得到解决。
首先，最终决议文本一再被弱化。决议中关于巴黎协议的核心议题——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表述比较模糊；在发展中国家诉求最强烈的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张，按2011年德班大会的要求，巴黎协议应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个要素，而发达国家始终侧重减缓，并试图弱化其他要素。
其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如何体现在巴黎协议中还存在较大争议。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这三项原则继续受到发达国家挑战。一些发达国家企图曲解这些原则的含义，为了推诿自己的历史责任而宣扬无差别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一些气候问题专家认为，如何在即将制定的巴黎协议中与时俱进地反映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是未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