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收获 传递绿色消费理念：从田间到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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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石嫣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农园，种植绿色蔬菜，不通过中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如今，这一模式的农场在中国已经扩大到了300多家。
如今，她是“分享收获”CSA项目负责人。她希望更多人关注CSA，向社会传递“绿色”理念。
素面朝天的农场
慢吞吞的羊群踏着与城市人满拧的步子挡在路中央，距离北京城区70公里的柳户庄村继续向前，路边一片白花花的大棚就是石嫣的顺义农场“分享收获”。这是石嫣继“小毛驴”、“通州基地”之后的第三件作品。
把前一天的剩饭丢给咕咕叫着的乌鸡，石嫣在“分享收获”四个大字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名片上印着她的两个身份：博士、掌柜的。办公室像本人一样朴素，屋后是26个大棚。
2008年，作为中国第一位公费出国插队的学生，石嫣在美国一家CSA农场做了半年“准农民”，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年，她离开小毛驴第二次创业，独立经营“分享收获”。
这是一家大门广开的农场，从种植到生长全程监控。
土家族青年秦热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作品——18000多只“菌棒”，偌大的大棚中，这些菌棒正在“抽丝”。再过几天，菌丝会爬出一朵朵蘑菇。沼液、剩饭剩菜等液体肥在这里随处可见。
大棚里，因为不含虫卵，椰糠被用来育苗，免去了大面积生虫之虞。偶尔，菜生了虫子，则采用休耕间作、生物防治，粘虫板、防虫网等措施，断断不会用农药。因为层层把关，这里的蔬菜素面朝天，长相也许不比那些做过手脚的好看，但却被人吃出了“早早年的味道”。
石嫣“务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的忧心。“在一个好的食物生产环境中，人们是不太在意绿色、有机这些理念的。”石嫣说，“如果以人为核心，除了追求产量，还要考虑土地过几年会不会受到破坏。”
“分享收获”并不是“小毛驴”的简单复制。当年，“小毛驴”由政府出资，拿着现有的资金“摊一张大饼”。如今，石嫣坦言：“钱出在自己身上，必须精打细算。”
让石嫣欣慰的是，依靠口口相传，目前，“分享收获”拥有500户会员，两年多来，收入至少持平，且有盈利。
回归原始种植
随着石嫣的示范，一批以“耕农田、耕心田”为信念的CSA农场相继诞生。目前，中国大约有300家，北京有50多家。
CSA说白了，就是“把有机蔬菜配送到消费者家里”，取消中间商，让农民与消费者对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利益。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分享收获”有三个内容：直销、友好、本地。消费者预先付费，生产者不用贷款，“对于前期没有多少资金的中小型农场，这一模式非常适用。” 石嫣说。
谈及CSA的责任，石嫣流露出农夫的率真，“卖家是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更可以为自己的产品负责。”
“食在当季，食在当地”是CSA的理念，石嫣说，该理念不鼓励消费进口产品，因为食物在采摘加工的过程中有很多营养的损耗，还会有食品安全的风险。
“把钱付到村里，你能看到自己所在地区的改变。未来，如果北京地区的农民都能生产健康农产品，那么北京市民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受益的还有环境。”
石嫣和先生程存旺曾共同就读于“三农”专家温铁军的门下，他们在农场结婚，婚宴食材都是自家地里的蔬菜，而新娘石嫣则“拿着一颗西兰花就把自己嫁了”。
两人联手打造了很多产品，其中之一是共同翻译了富兰克林•H•金的名著《四千年农夫》。石嫣说，这部探讨东方农业模式的作品是引发世界有机农业的一个原因。100多年前，作为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来到上海，清晨黄浦江的船只把上海人的粪便运到郊区作肥料，这场景让他深受触动。
“当时，我们的城市还没有西方发达的地下水系统，但是似乎没有想象中的疾病发生。当地人有自己的方式，比如吃加热食物，垃圾被重复利用等。”石嫣说。
19世纪，人们便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农业方式是可持续的。让作者好奇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养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在耕作过程中，尽管有水土流失的现象，但是并没有美国200多年耕作史使土壤碳含量下降一半的情况发生。
“那个年代，他们用的化学品比中国要多，后来出现了很多环保运动，针对的都是当时的环境问题。”
令石嫣惋惜的是，目前，实验室技术比100年前要强很多，但是农民的智慧没有太大长进。
“看到病虫害，他们只想到用农药去喷，不去想是否这块地有什么问题，明年是不是不应该再种这种东西了，是不是应该改良一下土壤，或者让大棚通通风……有人说农民被弱智化了。”
石嫣反问说：“农民生产真的需要那么多技术吗？”不需要回答，她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很多实实在在的生产方式其实已经生产出足够好的东西了。”
传递绿色消费理念
在中国，食品管理“有关部门”是挨骂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随着这类“烦人问题”的不断凸显，有机农业似乎成了解决食品安全的“良药”。一些商界名人纷纷涉足农业。但是，绿色农产品因为价格高昂，在中国，消费人群一直有限。
石嫣认为，北京有能力消费绿色农产品的人至少占40%，但是各种“不必需”的开支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比如买了房后还想换一套更大的，总是处于还贷的过程中。”
在“分享收获”，一个三口之家肉蛋菜全部预订，每月约1200元，如果不介意它的单调性（多是季节菜），每天“吃有机”并非梦想。有人种菜，仰仗于有人认领，这是一个彼此支持的循环系统。
平时生活在村里，石嫣不觉得“缺什么”，东西有效利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我家前几天的剩粥可以拿来喂鸡。”但在大城市，这却是一件不好操控的事情。
新生代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中长大，对食品缺乏感恩之心，而年轻人回乡务农更是一件十分“逆袭”的举动。石嫣承认，“我们所处的困难是整个农业的困难。团队的流动性较大，在农场工作，未来成家后孩子教育怎么办，这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相对于中国土地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380万个自然村，300多家CSA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石嫣并不在意自己的农场有多大，让她感慨的是，现阶段，大多数人并不接受“小是美好的”理念。一般人认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型流通的超市才能解决城市人的饮食问题，石嫣说，“这种方式可能风险更大。”
在美国实习那会儿，当地的农场只有30名会员。如今，石嫣的农场已经足够让那对美国农场夫妇惊讶。“这确实是价值观和思路的不同，他们并不追求规模。”而在中国，规模是一个情结。“我们的农业模仿的是美国大农场的模式，你有50亩土地，未来应该有5万亩，一个人来操控，这种模式其实不适合东亚国家。”
考察了很多国家，看了诸多食品流通生产模式，石嫣认为，“我们的弱不在于生产不出好的东西，而在于农民没有组织。”她觉得，“农民只是这个已经被大资本决定的食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的最终产品与生产者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石嫣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不是让农民出去，而是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她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中写道，“每5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健康耕作；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的乡村。”
在回答CSA今后是否会复制很多时，石嫣说，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一旦控制了生产方式就会出现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还是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最为理想。”
2015年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顺义举行，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石嫣将更深入地投身到自己的角色中。她希望更多人关注CSA，“分享收获”的背后，是“绿色”、“永续”等理念的传递。 (记者 张洪/《今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