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观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中美关系（四）

瞻观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中美关系（四）

---完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

中美两国高层和战略学界试图通过阐发“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来避免战略矛盾加剧的趋势。但奥巴马政府在略微呼应“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后不久，立场即行倒退，浅尝辙止。美方明显在淡化、回避有关提法，避免给外界特别是其亚太盟友留下美中“平起平坐”的印象，更拒绝任何可能给外界带来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联想。尽管美方多次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中心环节”，但事实上其在本地区的头号目标是维护其主导地位，而这又以确保亚太同盟体系的完整与坚固不受挑战为前提。

“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理想状态：开展具体领域的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改革国际体系，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然而这并非必然达到。如果中美能在两国实力对比相对缩小进而发生逆转的过程中守住不对抗、不冲突的底线，避免滑向美国在二战时期与德国、日本关系和冷战时期与前苏联关系的那种争霸状态，“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算成功。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对中美不对抗、不冲突原则的重申、双方在众多领域谈成的具体合作成果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习近平访美在西雅图的演讲中率先提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随后在白宫私人晚宴交谈中表示他也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元首针对的是两国战略界和舆论界难以克制的心理倾向，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决不会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所指的那种战略冲突。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需要突破的理论瓶颈在于，它一开始将变化中的中美关系简单化地定性为“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提法实际源于美国战略学界，没有走出“两强相争”的论理框架和叙事结构，我们把它接过来加以细化、强化并在国际上频繁公开阐述，也就有意无意地迎合了美国内心的危机意识和竞争心理，美国一些人也就更加视之为一个注定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为顺利实现崛起而抛出的预防性政策和迷惑性理论。似可进一步拓宽有关理论架构，将重点转向如何以中美在全球层面同一国际体系内开展协调合作的事实树立人们对两国完全可以避免滑向对立对抗命运的信心。尽管中美之间在阐释、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热度上存在明显落差，美方也极少在公开场合作类似表述，但作为正向引导美国对华观感和政策讨论的必要手段，仍要坚持不懈地运用理论工具，并且防止国内“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降温甚至成为“烂尾楼”。

根据对中国知网收载标题含“新型大国关系”字样论文的查询检索，国内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文和报刊杂志评论在1997年至2011年每年1篇，2012年数量开始增长（35篇），2013年达到高峰（225篇），2014年开始减少（129篇），2015年显著下滑（84篇），而该网收载的以“一带一路”为中心主题的文章2014年有707篇，2015年6822篇。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不能绕口开的一大关键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如何与世界秩序相结合？“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部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中美共治”？现在需要把“新型大国关系”转化为具体内容。习近平访美前夕，王缉思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澎湃新闻》等媒体专访时坚持他的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中美关系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大国关系，两国交往越来越深，而在交往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事实上，中美两国决策高层对双边关系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两个秩序’或‘两个领导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王缉思并提及由基辛格助手雷默最先提出的“共同进化”（“共同演化”）概念。具体来讲就是，追求不同国际政治秩序但又无法吃掉对方的中美两个大国将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各自国内，在同一个世界体系内按照各自轨道发展，或者说“平行发展”，这期间两国不乏相互影响、相互合作，也不乏相互制衡、相互斗争，必须力避正面冲撞。王缉思推崇并加以发展的“共同进化”或“平行发展”理论如果成立---事实上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成立的，将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一个补充性的论证视角和维度，一个基于世界秩序系统研究的新的理论支撑，应当在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中美关系顶层设计中得到重视和反映。

王缉思所阐述的观点实际上是中国战略学界围绕中美关系及其背后21世纪世界秩序、国际秩序之争所进行的讨论的一部分。这场讨论早在2012年就是显露苗头，随新时期中国外交转型以及基辛格新书《世界秩序》出版而推进、深化，总体上反映了将以“天下”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产品与现代格局观、秩序观相结合的思路和趋势，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安全等思想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体现，弘扬它们，从简单的权力争夺中解脱出来，兴王道不称霸道，可以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不过阎学通、黄仁伟等学者也预言，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美国几乎无法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与中国合作建立稳定的秩序。这种判断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市场，但也引起争鸣。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问题。他强调，“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他也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国际法治和规则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对外延伸。在其指导下，规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正式议题。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强调中看到其编织约束中国“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之为中美关系真正迈向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中美规则对话应致力于建立健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度依托。它不应是超级大国单方面制订规则来让上升大国服从，而是由两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大国共同制订公平合理的规则。它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讨论以避免摩擦碰撞和相互误判为目标的行为规范，也应就如何在多边场合确立核、网络、外空、海上安全国际法准则交流看法、寻求共识。

（晓岸作者为中国网特约评论员、盘古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