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掉穷帽子 需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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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目前，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000多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如何在新形势下打好扶贫攻坚战，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近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问题协商议政，献计献策。
完善扶贫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扶贫理念，构建“大扶贫”格局
“当前，扶贫工作的跨区域合作欠缺，片区建设规划实施以来，上下之间、区域之间工作缺乏统筹协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协调难、融资难、落地难，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下。”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王正福今年7月带队赴贵州、宁夏进行精准扶贫相关调研，扶贫工作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引起他的关注。
王正福建议，应当制定扶贫开发法，推动扶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加大片区区域协作力度，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合作会商机制；打破行政分割，在交通、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也认为，要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需要立法支持。“在国际上，巴西、墨西哥都曾有过扶贫立法的经验。”黄承伟说，这对我国扶贫工作也有借鉴意义，可以通过扶贫立法来规范社会政策范围，保持减贫政策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保证社会发展成果惠及贫困群体。
摸清贫困户底数、进行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扶贫工作到村到户，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摸清状况、建档立卡，实现数据监测。然而，据委员们反映，目前这项工作尚存在不够精细、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目前，扶贫工作数据来源、口径、发布渠道都不统一。”全国政协委员、西藏拉萨市副市长计明南加说，希望扶贫、统计、民政等部门建立统一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统一数据库，统一口径对社会发布。
“当前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只是把扶贫信息从‘纸质档案’变为‘电子版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尚未实现数据监测、分析、共享。”全国政协常委、贵州毕节市副市长冉霞说，她进一步建议，设立全国联网的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推动扶贫政策和扶贫资源投向更具针对性，更加精准化。
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认为，扶贫工作的“摘帽”机制也有待完善。“怎么算脱贫，很难有一个具体标准。”杜鹰说，全国各地情况不一样，地方确实有因地制宜的标准，但也要有一个相对标准，同时，对年度脱贫户和村也应有跟踪机制，要“扶上马送一程”，作长期打算。
“一些地方扶贫资金投向分散，使用效率不高，资金渠道多，监管难度大。”全国政协委员玉帕新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贪污浪费、滞留挪用的现象。她建议，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管，进一步发挥人大和政协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各个监督主体的作用，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监督网络。
坚持因贫施策，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提高扶贫精准性、有效性
精准扶贫的精髓是因贫施策。致贫原因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群体的，也有个体的；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社会发育和生态方面的。致贫因素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全国政协委员范小建认为，应该强调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陕西省委副主委霍学喜通过对秦巴山区陕西境内的调查发现，科技支撑特困地区农业发展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应当实施精准农业科技服务到位。他建议，细化科技扶持区域农业发展规划，按照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模式，配置农业技术及相关服务，实现精准产业扶贫。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区域型涉农企业为重点，强化公益型的科技支持及经营管理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带动农户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姜刚杰认为，“到‘十三五’末，贵州还有162万贫困人口搬迁任务，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是解决生态移民搬迁。”他建议，提高移民建房补助标准，妥善解决地方财政配套难问题，可采取发行专项债券和中长期贷款融资方式，向政策性银行融资。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黄日波认为，广西石漠化片区应当统筹生态修复，精准计算环境人口承载能力，因地制宜谋划扶贫措施，从国家层面协调扶贫，完善石漠化片区生态移民的扶持政策。
脱贫致富，离不开金融支持。冉霞建议，当前特困地区应当推动多元化创新金融扶贫。“金融扶贫做了多年，但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金融模式单一，二是贫困地区社会信用意识淡薄，三是贫困地区‘三农’遭遇‘金融排斥’明显。”她说，应当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改革试点，通过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商业银行让利、组织政策性担保公司和拓展流动服务、委托代理等渠道，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贫困地区金融扶贫贷款实现全覆盖，体现便利性。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卫计委主任张健认为，武陵山片区应当重点扶持特色产业。“贫困地区大都山清水秀，中药材、林果、草食畜牧业、旅游等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当地特色产业资源优势。”张健说，国家应当引导建立跨部门大健康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协调机制，制定人才、科技、土地、财税、金融等特殊支持政策，重点扶持一批贫困地区融中医药、旅游休闲、养老养生、体育健身、食品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集群，防止低档次重复建设。
扶贫先扶智，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教育滞后，劳动者素质偏低，是农村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目前的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是6.1年，远低于全国8.5年的平均水平，贫困人口中有57.4%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初中以下高达93.8%。不少委员建议，应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
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出现“打工没技术，创业没思路，务农没出路”的状况，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并纳入义务教育，给予相应政策、资金扶持；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服务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的职业教育；鼓励引导行业企业与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等形式引企入校，鼓励行业组织、优秀企业按照校企双方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深化合作；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到贫困地区发展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建议，在南疆这样的深度贫困区，应加快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师资素质，增加双语教师数量，保障教学质量；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育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人才；完善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机制，鼓励东中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口支援南疆地区职业院校；实施劳动力培训转移和助学扶贫“断穷根”战略，实现“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5年多的时间内，让几千万人脱离贫困，这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陈世强建议，全社会应当形成扶贫攻坚强大合力，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进一步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
精准扶贫，关键在人，贫困群众需要自力更生，各级干部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一些委员建议，扶贫过程中应加强基层工作，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担任村官，落实待遇，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维护社会稳定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