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一带一路”怎样的战略地位
|
|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做出明确的分工，国家和政府着力于搭建平台，而社会和企业在交往、投资和经营方面则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享有充分的自主性。
作者：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柳亦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机制，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自动地流向发达国家，相应地，后发展国家所处在边缘地位决定了其发展受到发达国家的诸多制约，而且，要时常承接由发达国家转嫁过程的经济以及社会危机因素。在上个世纪40年代，拉美国家认识到了这一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对其发展的制约，并提出了用“出口替代工业化”、“结构转型”和“拉美一体化”三项策略，以求尽可能摆脱发达国家对其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但是，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拉美国家再度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这说明，拉美国家的实践是不成功的。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拉美国家是在战术的意义上去实施上述三项策略的，而不是从战略上去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18大以来，我国的“结构转型”和“一带一路”在形式上似与拉美国家曾经实施的策略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也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应当赋予“一带一路”以战略地位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精神指导下提出了“结构转型”和“一带一路”两项实施策略。结构转型包含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等多方面的内容，与之相比，“一带一路”则要更加明确，那就是增强中国经济社会的开放性，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联系起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打造两条纵贯亚欧大陆的经济大走廊，拓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也同时借此机会去助推国家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达到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措施目前主要反映在建设“亚投行”方面，扩大而言，也在逐渐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等措施方面。
当然，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更多地属于战术方面的考虑，即使考虑其战略意义，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去对它进行定位的，而没有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去思考它的战略意义。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来看，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如果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不被打破的话，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随时可能失去。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应当放在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上。而且，这是合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的。因为，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由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带来的，只有当中国的“一带一路”致力于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并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理解，才能凝聚起合作的力量。
拉美国家的教训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认识到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但是，认为这一结构是无法改变的，只是在战术的意义上去谋求发展空间；第二，拉美一体化策略属于区域一体化，而不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策略，无法凝聚起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去终结依附性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战略，它在海陆两条通道上把发展中国家连接起来，开展广泛的合作。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告别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且可以给予发达国家以一定的压力，促使它们也进入到合作行动中来。这样一来，“一带一路”实际上可以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战略目标：其一，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可以实现“去中心化”；其二，在把发达国家也引入到合作行动中来的过程中，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现平等合作，并最终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两个战备层面目标也可以看作是“一带一路”的两个步骤，可以依次展开。但是，这首先取决于我们赋予“一带一路”最终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内涵，并作为战略目标而明确地宣示出来，以求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并愿意自觉地与中国一道致力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全球化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
世界体系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起初是通过地理大发现、海外市场开拓和设立殖民地这样三个途径建立起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后来是通过军事干预和国际贸易等途径而把尚未纳入到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外围国家也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从而把世界分成了中心和边缘，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世界的边缘，形成了财富与危机相向转移的机制，也就是说，中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危机可以自动转嫁到边缘国家，而边缘国家所创造的财富则会自动地向中心国家转移，以至于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发展劣势地位上。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运动开始兴起，但是，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运动，而是将其理解成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的延续。所以，基本上没有形成基于全球化运动重构世界体系的创新性方案，反而是在旧的世界体系中去开展行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们基本上是将其作为一种国家间结盟的新形式来加以认识的，这必将会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造成误导。
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的两场不同的运动。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征服运动，是来自于率先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的地区通过武力和资本对世界的征服，并在征服中把征服对象变成围绕它而存在的边缘，稳定地和中心输送利益。全球化则是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运动，开启的是国家间平等交往和合作的门扉。之所以全球化运动迄今未体现出这一特征，是因为人们并未认识到全球化的性质，更多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模式中开展行动，而不是响应全球化的要求去开展自觉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人们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大都是反全球化的，不仅恐怖主义活动是利用全球化提供的便利开展反全球化的行动，而且，西方经济和军事强国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军事恐吓和政治遏制等方式也是反全球化的做法。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在造就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后也就形成了并行的两个机制，这就是我们上述所说的，一个是财富自动地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转移，另一个则是中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危机自动地转嫁给了边缘国家。全球化其实已经表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迹象，它恰恰是要打破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置于互惠互利的合作网络体系之中。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危机都会牵动世界的神经，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受益。然而，人们却怀着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观念去对待全球化运动中的合作行动。比如，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使双方都受益良多，可是，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海外扩张，并破坏这种合作，其结果必然是损害了中国与非洲的双方利益。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发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的，当时世界各地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际关系都还是较为简单的，社会的运行也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特征。全球化运动则是发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或者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社会表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甫一出现的时代经济与社会要素都是较为稳定的，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和社会要素都处在流动之中，而且其流动表现出了踏平国界的趋势。因此，全球化包含着开放性的要求，在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都包含着多维度的开放性要求，一切刻意划定边界而实施控制的方式都会带来极其消极的后果。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也都需要全球合作应对，而不是人为地去划分阵营。正是这一点，当前尚未在全球形成共识，以至于引发了诸多无谓的冲突。如果因此而引发诸如军备竞赛等问题的话，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无疑是一场灾难。
指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这些不同，目的是要说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它的实施必须成为适应全球化要求的自觉行动。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受到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牵制和误导，甚至会走向无疾而终的方向。
三、实施“一带一路”的策略考虑
尽管全球化包含着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和建立一个“平的世界”的要求，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依然是非常稳固的，利用全球化而反全球化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决定了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探索科学的和可行的策略。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以下几项策略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在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一度成为世界性和主题，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在“9.11事件”后，这一主题受到了“反恐”的冲击，从而使得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从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行动看，不仅“反恐”的行动有着扩大化的趋势，而且，正在全球范围进行军事布局。显然是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背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特别是要适时地指出政治、军事强国的一切背离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行为，以唤起全世界的道德评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也需要发展的要求和愿望中获得动力。如果我们能够突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仅可以获得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可以切实地营造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良好环境。
第二，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世界上的动荡因素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合作”一词已经是国际交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某种意义上，合作的观念有着成为普世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合作的话语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果掌握了合作的话语权的话，那么，国际交往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一带一路”战略而言，本来就包含着合作的内涵，只是这一内涵没有得到深度挖掘而已。所以，为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建构合作话语权也就应为一个优先选项。
第三，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需要建立起系统化的互惠机制。尽管我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几乎所有措施中都包含着互惠的做法，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和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互惠机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更不用说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贸易、投资以及经营上的各种风险未能得到科学评价和合理控制。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做出明确的分工，国家和政府着力于搭建平台，而社会和企业在交往、投资和经营方面则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当然，国家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必要的，但这种引导决不应演化成干预。这种分工的要求又会反过来对全面深化改革产生影响，即按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要求去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和目标。
第五，围绕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则需要突出服务政府建设这个主题。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一直是一种控制模式，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其实质都是控制导向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这种控制模式已经显现出失灵的状况，从西方看，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改革，但并未终结其控制模式，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建，特别是需要根据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做出新的安排。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引领，必须在国内的社会治理方面实现治理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才能在国际交往中展现出其先进性。其中，服务型政府建设是重心，也是国家现代化的破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