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面临三个关键时段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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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奥巴马形容与习近平的会晤“极具建设性”。此访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的具有历史和战略意义的标志符，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使之同两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更相匹配。习近平强调，实现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奥巴马重申，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如果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不对抗、不冲突，这是底限，那么它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潮流，拥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想目标。中美在众多领域已是合作共赢的事实状态，那些曲解、贬低、拒绝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言论并不能遮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已经在路上的客观事实。
第二，深化了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础，使之同两国市场的特性、和人民的福祉更相吻合。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电商合作作为中美经济关系新亮点的地位得到中方有力政治背书，中国银行间市场向美国投资者开放，双方签署涉及农业、金融、科技、航空、交运、核能、电力等领域的一大批合作协议，省州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直接造福民生这一点更加鲜明。美方重申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确定继续共商出品管制问题。
第三，提升了共同引领全球治理的意识，使之同两国在全球化4.0时代的应有责任担当更相适应。在中方公布的成果清单中，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沟通与合作占有最重要、最突出的篇幅。两国宣布加强减排合作、共同应对气变的新举措，加强保护海洋对话及极地科学合作，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在非洲进行合作，相互澄清了在亚投行、TPP等问题上的意图，商定避免以合作而非对抗性的态度处理彼此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本诉求，美方表态支持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而两国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略协调的共识也应纳入全球治理范畴。
第四，固化了危机管控意识和机制，使之同两国政府提高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系数的共同意愿相支持。这包括两国领导人同意商谈制订网络行为规范并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两国军方谈成了关于空中相遇安全和危机沟通的新增附件，同意继续就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进行磋商。
第五，唤醒了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和兴趣，使之同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更相接近。访问宣布了一批旨在便利化两国人民交往的新措施。访问调动了媒体对两国关系的正面报道，使很多原先被负面消息和所谓“政治正确性”掩盖、忽略了的积极信息以喷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访问延续和激发了两国战略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大讨论，强化了双方朝野对中美合作面不亚于分歧面的基本认识。
在中国国内，知名学者悉数就中美关系发声，尽管过于集中话语疲劳，但不乏真知灼见。他们大多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能结合中美力量对比、各自全球利益的变化，以进化的观点重新阐释这种复杂性。他们大多试图克服以二元对立法分析中美关系、制订对美政策的不自觉习惯，不赞成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发生从建设性接触到全面遏制的质变的过于悲观判断。他们也大多继续主张积极稳健地发展对美关系，并且在如何处理中美矛盾这一点上强调对话与管控之必要，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但这其中也有中美两国今后只能“凑合过”的看法，也有人认为中美关系“临界点”经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就将消失，这些都不是成熟的观点。对中美关系而言，过于消极和乐观的论调都不可取，最需要的是务实态度。
对中美关系的谨慎乐观情绪和主动管理思维借助此次国事访问中得到复苏。人们清楚，这是一次把正政策导向的访问，而不是能够一揽子解决具体问题的访问。中美关系当中的结构性、器质型矛盾需要在经年累月的相互接触中得到稳妥处理，当然不可能藉由一次访问加以根除。今后一个时期，对中美关系氛围和前景最具挑战性和破坏力的分歧问题依此是战略互疑、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制订权上的竞争、南海（而这又是战略互疑的具体反映，也事关两军避碰的高度现实风险）、网络间谍行为、外空军备竞赛、人权、台湾问题。
如果说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全球治理在双方成果清单上的分量空前之重就可以看出，它很可能标志着中美关系真正开始向两个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关系转变。即使是那些分歧问题，也反映出明显的排序变化，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层面上的竞争与矛盾已经压倒台湾、人权等纯双边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风险和挑战之源。
如果说这次访问还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那就是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是各种决定性因素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就是国内政治。美方器重的成果如应对气变措施无一例外优先考虑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追求的政绩工程，中方器重的成果则无一例外是为了配合国内稳定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需要。通过相互开放投资、金融市场和支持现行国际体系的一项项新举措、新承诺，中方向美方再次确认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和融入世界路线，美方向中方再次确认了对中国改革发展方向的体谅和支持，而这也反映了美国高层的一个基本共识：美国在华有巨大利益，要通过接触合作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采取施压对抗的办法强行按照美国的意图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那样的话将适得其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在此访前夕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达了他的期待：“我个人最大的兴趣点，就是通过此访来观察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渐行渐远、另起炉灶，甚至演化为对抗，还是继续合作、互相受益，共同推动不仅中美双边、而且是世界整体的变化？”王逸舟教授乐观地认为结果将是后者，并且提醒人们，“虽然中美之间存在一些麻烦，但还是不要过多为当下某个问题较劲，我们要把画面拉长，把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意义和影响放在一个长时段里去考察”，“我特别期待”此访“给国际关系史在新时代的进步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逸舟教授的期待是理性的，并且在中美元首会晤成果里得到了足以令他欣慰的反馈。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暗示的，习近平访美固然可以进行中美关系正当路径的“再确认”，但却不能完成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的“再保证”。中美关系在习近平访美后如何演变，还要看双方对访问成果的落实、践行情况。
另一位王姓学界泰斗级人物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澎湃新闻》等媒体专访时坚持他的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并提及由基辛格及其助手雷默最先提出的“共同进化”（“共同演化”）概念。具体来讲就是，追求不同国际政治秩序但又无法吃掉对方的中美两个大国将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各自国内，在同一个世界体系内按照各自轨道发展，或者说“平行发展”，这期间两国不乏相互影响、相互合作，也不乏相互制衡、相互斗争，必须力避正面冲撞。
王缉思教授推崇并加以发展的“共同进化”或“平行发展”理论如果成立---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成立的，将能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一个补充性的视角和维度，一个基于世界秩序系统研究的新的理论支撑，有关思想有可能在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中美关系顶层设计中得到重视和体现。
习近平访美不是两国战略和现实矛盾的休止符，而是双方在更广范围内竞合、更高层次上博弈的新起点。有鉴于中美之间日益广泛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南海、网络、人权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仍然深刻，两国国内政治氛围和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也将上演新的议程、发生新的变化，中美之间的深层矛盾还会在今后一个时期有新的发展演变，相互旨在稳定发展彼此关系的外交努力不能有所松懈。
从现在起，三个时间段非常重要，如果中美关系在这三个时段内仍然不能避免发生巨大震荡、掀起超级波澜的命运，那么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仍会被外界解读、被历史判定为“失败”。第一，是从现在起到2015年结束的最后一个季度，不希望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全球治理步入良性循环周期的势力会不会制造事端破坏访问成果？第二，是整个2016年，先是台湾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后是美国总统大选选战进入高潮，奥巴马政府陷入跛脚，中美关系所受的干扰和苛责又会进入一轮多发、频发阶段，两国领导层能否顶住形势发展变化的压力，保持必要的战略和政治定力，克服重重困难守住经过艰苦协商确定的对话合作和管控分歧议程？第三，是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上台后的初期，美国对外、对华政策重审进入关键的定调阶段，而新一届美国政府无论由民主、共和两党哪一边来主持，都被认为将比奥巴马政府更强硬，那么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延续中美元首会晤制订的基调和脉络？
面对诸多复杂性、不确定性，两国决策层和工作层要避免陷入“疲态”，而是应该紧紧抓住习近平主席访美创造的契机，像习近平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所说的那样“随时而动、顺势而为”，努力践行互利共赢、管控分歧的基本涵义，把尽可能多的积极因素固定下来，把尽可能多的两国元首共识从空中落到地面。为此，要争取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进一步打通两个市场；要维护两国合作重心从双边层面向全球治理层面延伸、转移的势头，使中美协调的成果更多惠及亚太地区和世界。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基本平稳地渡过三个关键时间段，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舆论环境。（晓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