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创新 中国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经历过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1942年1月，中国政府代表在标志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中国参加莫斯科会议并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普遍安全宣言》，开始参与联合国创建工作。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作为创始国参加并签署《联合国宪章》。

新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斗争。1949年11月15日和l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两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以新中国取代“中华民国”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陆续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贸发会议、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由于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努力，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公约及决议，如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权的要求；支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德奎利亚尔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成功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维护了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但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外交经验匮乏等因素，中国参与联合国并不充分，整体影响力有限。如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三不政策”，即不参与、不投票、不分摊费用；不参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接受联合国机构对华贷款；对与中国外交原则不符的裁军、人权等问题，不参加投票或投弃权票。从1971年11月24日到1976年12月22日，安理会的158次表决中，中国有46次未参加投票，占29％，居各常任理事国之首。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重大转折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进入全方位时期，开始参与到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经济上，积极参与多边机构。1980年，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国，后陆续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做出努力。1979-1983年，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等机构接受2.3亿美元援助。中国从这些国际组织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资金，开始利用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政治和安全上，1982年开始承担联合国维和费用，1984年全面阐述对维和行动的原则立场，1988年加入联合国维和特别行动委员会，1990年首次参加维和。1980年起参加联合国裁军谈判，1983年派出裁军事务大使，1986年在联大提出“核裁军”、“常规裁军”两个提案，并采取一系列实质性裁军行动。人权事务上，自1981年起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支持关于实现发展权问题的全球磋商；签署、批准并加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7个国际人权公约。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中国开始全面、深入参与联合国维和、发展、人权、裁军、环保等各领域活动，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在安全领域，积极参与裁军和维和行动。在原裁军150万基础上，2003年宣布裁军20万并于2005年底完成。签署并批准《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维和问题上，迄今已参加24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万余人，建立较为完整的维和培训体系；先后向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区的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工兵、运输和医疗分队；向联合国驻东帝汶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海地特派团等派出民事警察。在经济领域，积极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宣布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免除49个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债务。在人权领域，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建章立制，开展国际人权对话与交流，主张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在国别人权、人权机构改革、发展权、消除种族歧视等问题上支持发展中国家。

从联合国的“门外汉”变为真正的“局内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的理念与实践上有诸多突破与创新，显示出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日趋成熟与务实，也表现出中国寻求合作共赢、敢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姚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