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需防范三大发展陷阱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由中国倡议发起的、为增进全人类福祉、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项公共性、奠基性工程，其核心价值理念体于“三同”，即在文明、文化、思想理念、价值观等方面，重在遵循“和而不同”；在地缘政治、经济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重在遵循“命运共同”；在人类追求、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等方面，重在遵循“世界大同”。致力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众多，这些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拥有不同的文明特质的国家，可以说每家都有许多“难念的经”，成长道路上遭遇各种“发展陷阱”的困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优先把防范和破解“资源咒诅”“中等收入”和“腐朽老化”三大发展陷阱，放在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

防范“资源咒诅陷阱”

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该国出口急剧增加，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然而，到了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等诸多“经济病症”的困扰，经济学家把这种“因富得祸”称之为“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其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特别是造成制造业逐渐衰落、服务业走向繁荣。由于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动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下，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一个国家必然身患“富贵病”，进而跌入资源“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

事实上，“荷兰病”不仅出现在荷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享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以及后来靠开发其他自然资源发财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前苏联、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病症”。1993年，经济学家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从长期经济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的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源诅咒”现象，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度”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竞争力、国家繁荣程度、国家健康等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俄罗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石油更是俄罗斯帝国生命的血液，也是帝国力量和权力的源泉。但是“石油魔咒”曾让前苏联遭遇灭顶之灾。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伊戈尔•盖达尔说：“苏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资源丰富而遭遇经济危机的国家，但却是20世纪因为自然资源丰富而垮掉的一个帝国。”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把我们宠坏了，说得粗鲁一点，使我们腐化了。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在几十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发展。”2014年源于“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和金融制裁，加之新一轮的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引发俄罗斯卢布疯狂贬值，经济和金融濒临崩溃，俄罗斯再一次遭遇了“资源诅咒”惩罚。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资源诅咒”的惩罚，警示中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尽快摆脱依赖“要素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和“发展质量”之双翼，来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发展“新常态”。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WB）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无法顺利实现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发展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衰退和不足，出现经济增长长期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始终难以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亚洲发展银行（ADB）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报告中，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出口制造端竞争，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创新端竞争，这些国家无法及时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生产力驱动型增长”。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其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公正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国际经验显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来，世界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如，韩国人均GDP 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国人均GDP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84年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一个国家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经济发展动力需要尽快升级换代，及时更新“知识技术代谢”，真正做到“吐故纳新”，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二是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实现绿色包容增长。市场经济是一个“损不足，补有余”的“正反馈”系统，如果没有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无形之手”予以干预、约束和调控，市场系统必然偏离均衡，日益失衡失调，直至崩溃毁灭。2014年年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巨著《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现代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内在机理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比国民收入积累的速度要高的多，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意味着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高，贫富分化也就越来越大。有鉴于此，需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坚持公平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防范“腐朽老化陷阱”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研究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是由于文明腐朽老化，丧失了进取创新精神。当今时代，仍是一个“争于气力”的“大争之世”，在弱肉强食的“国家丛林”中，一个国家不管其制度颜色是“黑”是“白”，在“国家丛林”的竞争中能否抓住“耗子”，不取决于国家的制度颜色，而是取决于国家这只“灵猫”如何即时地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选择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变化的、创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方法，敏捷地捕住“耗子”。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进取创新是当代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行为品格的精髓，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国家永葆青春的“生命线”。反之，精神懈怠，反应迟钝，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持盈保泰，必然被历史大潮淘汰出局。

二百年前，携“康乾盛世”，落日余辉之下的中国清王朝，按经济总量（GDP）计算，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的“首富国家”。然而，清帝国也没有能跳出“财富病”的陷阱。清王朝这一“经济大恐龙”，失去了吐故纳新的自我代谢能力；失去了对全球千年之大变局的调适能力。从“康乾盛世”迅速溃烂成一个病入膏肓的“腐朽国家”。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战舰，……而他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它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说清王朝“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120年前甲午惨败，首当其冲、痛彻心腑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腐”字！国运殇失、民族危难，其背后就是大清帝国末世腐朽老化、陈腐腐败的深刻烙印。

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只有崇尚劳动，去奢戒贪，见素抱朴，以俭养德，才能兴旺发达。反之，以资为本，鄙视劳动，骄奢淫逸，贪婪腐化，必然是“惩罚劳动者、奖励寄生者”“惩罚生产者、奖励消费者”“惩罚节俭者、奖励奢侈者”，其结果必然是财富挥霍远远超出财富创造，国家负债累累，最终走上衰落、破产和崩溃的不归路。纵观历史，远有古罗马帝国、中国宋王朝，近有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无一例外，皆因由富而奢、由奢而腐、腐朽腐败、击倒了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国。今日“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高收入的富裕国家纷纷“由富而病”，深陷“财富病”泥潭，对于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更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此为鉴、引以为戒”。(作者：杨多贵 周志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